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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明昊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論壇特約專家

地緣技術視角下的中美博弈

202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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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經典命題。隨着冷戰後全球化的推進,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深入互動使地緣經濟(geo-economics)成為重要的分析框架。近年來,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逆全球化”思潮並推動大國競爭的背景下,經濟相互依賴的“武器化”、國際經貿機制之間的制衡、“友岸外包”和供應鏈重塑等問題,對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越發明顯。

正如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等人所言,美蘇主要通過軍事力量進行冷戰,而美國與中國之間新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則是由技術領導力所決定的經濟實力競爭。

地緣技術(geo-technology)聚焦技術因素與地緣政治、大國競爭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審視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博弈提供了新的視角。拜登政府多次表示,技術競爭是美中戰略競爭的核心。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稱,中國憑藉其技術實力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挑戰,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技術變革和競爭的時代,美國必須確保自身處於全球創新的前沿。

概言之,地緣技術主要包括三方面意涵。

第一,技術水平是影響不同國家力量對比的關鍵變量,技術因素在一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技術水平的高下對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具有決定性影響,也是與發展模式、創新生態系統相關的國家軟實力的體現。從世界歷史的長視角看,技術進步為大國崛起、軍事和戰爭模式變革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進而深刻推動了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與此同時,大國競爭也常常是重大技術變遷的催化劑。

當今時代,全球科技創新空前密集活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在此背景下,各國更加重視技術因素對本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影響,大國圍繞“創新力”(innovation power)的競爭越發激烈。基於應對大國競爭的考量,很多國家設法減少在技術方面對競爭對手的依賴。為了增強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技術因素的把控力,拜登政府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增設負責網絡和新興技術的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職位,並在國務院設立關鍵和新興技術特使辦公室,旨在回應技術因素在大國競爭中不斷提升的重要性。

第二,高技術企業等行為體對大國戰略博弈的影響力不斷增大,政府性力量與社會性力量的深度融合在大國技術競爭中更為突出。在數字經濟時代,很多在高新技術產業中拔尖的跨國企業擁有“超級權力”,深刻影響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歐亞集團創始人伊恩·布雷默認為,技術企業是21世紀世界地緣政治的“核心玩家”,與傳統國際政治的單極、兩極或多極體系相比,“技術極”(technopolar)的重要性越發突出,技術企業可以“決定國家如何投射經濟和軍事力量、塑造未來的就業並重新界定社會契約”,構建大國博弈所依賴的全球環境。

對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言,谷歌、英特爾、特斯拉等高技術企業以及相關的科技和產業協會、大學和科研院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通過總統科學和技術顧問理事會、國會創設的“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機制,技術專家和高技術企業負責人為美國完善國家安全戰略提供政策建言和實際支持。烏克蘭危機期間,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提供的“星鏈”服務、星球實驗室公司(Planet Labs)提供的衛星圖像情報等成為影響烏克蘭戰事的關鍵因素,這些高技術企業推動世界軍事進入智能化作戰的新時期。

為確保長期佔據超強技術優勢,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實施“現代產業戰略”,增加政府對研發活動和高技術產業的投入,推動高技術產品供應鏈的重塑,加大政府性力量與社會性力量的協作,大力打造針對競爭對手的“實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

第三,與技術因素高度相關的聯盟或陣營構建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技術之爭與經濟、安全、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競爭緊密聯結。為強化針對競爭對手的技術優勢,美國等西方國家注重構建多層次、模塊化的技術聯盟,力圖加大情報共享,並在產業政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增進政策協調,以實現“小院相通、高牆相連”的目標。這類技術聯盟還具有推動聯合融資、共同研發的功能,其目標是提供高技術產品的“替代性選擇”,削弱競爭對手在全球高技術產業中的市場份額和影響力。

此外,技術聯盟注重應對國際技術標準、新興技術治理、科研倫理等方面的大國競爭,如增強西方國家對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國際組織的控制力,確保人工智能治理規則符合所謂民主價值觀。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動下,技術之爭越發呈現“跨域競爭”的特徵,即供應鏈、軍事安全、意識形態等因素與技術競爭深度捆綁,如拜登政府在“民主峰會”框架下設立的“出口管制和人權倡議”。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等地緣政治機制,也越來越多地被嵌入技術競爭的功能。美國試圖將技術因素尤其是具有軍事應用前景的新興技術作為地緣政治陣營構建的粘合劑,以應對“數字威權主義”“經濟脅迫”“人工智能治理風險”等為驅動力,打造所謂“民主技術聯盟”。

近年來,美國明確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全力實施競爭性對華戰略,宣揚美中較量迎來“決定性十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強調,確保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之一。前助理國務卿幫辦、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等戰略界人士認為,技術問題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挑戰結合在一起,已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焦點.

美國深化對華技術競爭的緊迫感日益增強,正如拜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所言,美國僅保持領先是不夠的,需要儘可能拉大與對手之間的技術差距。這一講話體現了美國對華技術競爭戰略思維的重要轉變,預示美方將為中國的研發活動製造更多阻力,甚至會設法“推回”中國業已取得的技術進步。無疑,中國需準備迎接來自美國的更大力度的技術施壓,儘力確保自身發展的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