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成
首先，我想讓我們的觀眾認識您並了解您的故事，因為您80年代出生在中國，90年代前往美國留學。今天，您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同時與中國保持着強烈的情感聯繫。當然，您的故事就是從那裡開始的。這種文化的結合如何塑造了您所支持的經濟理論？當然，又如何影響您的生活？
金刻羽
事實上，我的雙文化甚至多元文化背景（現在我在歐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形成一種觀點：文化和歷史確實很重要，即使我們談論的是經濟和經濟模式，以及經濟體如何發展和轉型。我認為文化因素和對事物的理解確實不同。不得不說，我是中國和美國的教育體系、文化、創新力等領域的崇拜者。我喜歡美國的生活，但我也依然和中國有很深的聯繫，我認為看到優點——或者說差異——以及太平洋兩岸人們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確實幫助我理解了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誤解。
周建成
您經常談到，您作為高中交換生第一次到達美國時，就被美國迷住了。美國文化本身是迷人的，那麼是什麼讓你對這個國家一直如此着迷？
金刻羽
美國的技術實力反映了這是一個非常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有敢於夢想、超越和跳出框框思考的勇氣。我認為沒有其他國家像它一樣。這裡有純粹的才華以及致力於促進社會福祉的人們，這是真正激勵我的地方。
在中國，我們希望年輕的一代人擁有使命感，他們是新的一代。他們也非常有創意。他們專註於解決社會問題，我在新一代身上看到這種品質。有社會意識是美國、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共同點。過去的幾代中國人都是勤勞的——他們要為生存考慮。我非常尊重他們的經歷，以及他們為家人和孩子過上更好生活而奮鬥的願望。為他們提供服務令人感動。
周建成
我想談談你書中的第一行文字。你寫道，這本書旨在揭示“本來”的中國——在翻譯不導致真相丟失的前提下，了解中國的人民、經濟和政府。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對您而言，“本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
金刻羽
這個視角融合了文化和歷史元素、中國人民對事物的理解、他們與權威的關係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理解其實就是知道揭示真相的數據和證據。真相不僅僅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在其背後，是由歷史和文化經歷塑造的民族心理。如果不了解這一點，首先我們就不了解中國是如何崛起的，也不了解中國將走向何方，不了解中國人民和政府的願望，也不了解他們的行事方式。相反，如果我們從不同的視角看待中國，對中國的正確理解就多於對中國的誤解。當今時代，相互理解變得越來越重要，了解對方的觀點顯得尤為重要。中國也是如此。中國人需要了解美國的觀點，也需要了解美國全球行動的影響和後果。這方面的行動有時不夠充分。
周建成
中國由貧困迅速走向富裕，背後的主要驅動力是什麼，特別是在技術領域？
金刻羽
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或者說開放——把4億人從國有部門轉移到私營部門，從農業轉移到工業，並向人們提供激勵，為他們提供現代工具和資本，這是中國崛起這麼快的主要原因。但展望未來，中國想要追求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時，由於資本投資模式不再有效，這就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制度。需要良好的金融體系，需要企業家有能力為高風險企業籌集資本。為了讓創造力蓬勃發展，還需要市場發揮比國家更大的作用。在過去的工業化和煙囪工業時代，國家在全國範圍內協調和調動資源，在推動發展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現在是市場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周建成
您非常欽佩美國以及美國人跳出框框思考的能力。那麼，中國的創新模式與美國有何不同？例如，這對中國現在的全球經濟地位有何影響？
金刻羽
人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是如何運作的。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集權體系。但它實際上是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是橫向的，是一個自下而上激發創造力的系統。是的，中央最高層制定了自上而下的決策，確定宏觀戰略和目標。但中國如何刺激創新卻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故事。
中國的獨角獸公司，它們的數量僅次於美國，遍布中國各地，甚至出現在武漢、成都或合肥等二線城市，很多城市多數人從未聽說過。而這一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當地官員發揮的重要作用。在我的書里，我稱之為“市長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它真正體現的是地方官員與私營企業家——有潛力的企業家的密切合作。地方官員為企業家提供支持，無論是幫助他們協調國家資金，還是幫助他們建立供應鏈、吸引人才，這些是成功所需的關鍵要素。對於體制尚未完全成熟的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幫助，有前途的公司成長得非常快。當然，地方官員也向風險投資家、資產管理公司、基金經理、投資者等尋求幫助，幫助他們選擇最有前途的公司。不僅僅是一兩個，而是數以千計。
因此，我們看到合肥政府建設了全球“量子大道”並推動了蔚來等電動汽車公司的崛起。現在中國各地都在複製這種模式。人們沒有看到的是，這種去中心化的模式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改革方式。當地市長打破規則開始改革，他們非常有創業精神。想像下美國市長是否會做這些事情。三年後，中國的市長被調到另一個城市，並複製相同的發展模式。這就是競爭對地方官員的制約，這就是中國的創造力。但這是更深層次的模式。最直接的因素是資金、市場和人才。
周建成
我想請您放眼未來，介紹您對中國當前增長的可持續性及其創新模式的看法，同時思考我們數十億人正在經歷的重大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金刻羽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非常廣泛的主題，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理解。我認為在中國，環境非常重要。但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也非常關鍵。如何從投資驅動模式轉向消費和創新驅動模式是當前的挑戰。這並不容易。首次實現人均收入1萬美元，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在某些方面，這可能比富裕國家的收入從1萬美元增加到3萬或5萬美元要容易，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的14億人口達到這一水平，這就是一項巨大的成就。
中國是否還能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內做到這一點，目前還沒有定論，因為成為一個擁有可持續發展模式、生產力持續增長的富裕國家是非常非常困難、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我們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仍然樂觀地認為，中國有一天會實現這一目標。研究表明，物質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是其中的重大瓶頸因素。
無論怎麼看，中國的制度都有能力進行改變和適應，變得更好。當然，也犯過錯誤。政策雖然不穩定，但整體在呈上升趨勢。只要政策落實得當，就可以讓月收入仍低於2千元的6億人達到真正的中等收入，甚至過上富裕的生活。
這些現在還不確定。這導致了地緣政治問題，也影響到經濟環境，無論是在歐洲、中國還是美國。現在真正的恐懼不是全球供應鏈的斷裂，而是全球供應鏈的削弱。我們看到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的中斷及其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多大的陰影。地緣政治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較大，不要低估它對企業成本、企業盈利能力、企業層面決策的影響，這些都會非常深刻地體現在宏觀層面。
中國佔全球貿易的很大一部分。仔細研究，你會發現中國並不只是出口傢具和玩具，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但中國仍在出口全球貿易繼續運轉所需的零部件。想像一下這些主要貿易中心受到的破壞，這是一場經濟災難。因此，我認為各國需要明白它們可以在哪些領域進行健康的競爭和合作，並確保全球供應鏈的順利運作，服務於每個人，特別是貧困家庭。
周建成
《新中國劇本》顯然激發了許多人的想像力。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表示，21世紀的地緣政治大變革將導致西方在政治和經濟主導地位的終結。他說你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如果能將您的思考運用到中美競爭以及未來的經濟技術競爭與合作里，您提供的方案是什麼？
金刻羽
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美國和中國政治上對立、經濟上競爭，同時在全球公共利益方面[可能存在合作]。這可能是未來的可持續模式。但對話需要保持開放，因為溝通是關鍵。正如我們所知，任何類型的關係里，持續的交談、溝通和了解彼此的觀點是建立穩定的更好關係的基礎。
對於美國來說，我認為重要的是關注具體的對華問題，中國的經濟方式在什麼地方可以改進，並回撤被認為不公正的做法。對中國來說，我認為重要的是要保持開放的機會，為外國公司、外國金融機構提供進入中國的機會——它們希望在中國盈利，加入國內競爭，這會讓國內公司變得更強，反之亦然。我聽到中國的外國公司告訴我，它們需要中國，因為中國的國內競爭非常激烈，是讓它們保持強大並確保其產品快速迭代的終極演武場。我認為，這是中國創新真正騰飛的主要原因之一。
兩國都需要明白存在着跨國問題（事實上，最重要的問題是跨國問題，還包括氣候和流行病控制以及反恐），還有人工智能的威脅，以及對這些重大問題的跨國監管。如果沒有美國、歐洲和中國的合作，我不知道這如何做得到。如果這些大國的其中一員沒有參與，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做到。
了解彼此的觀點很重要。要明白，中國的雄心並不是要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和責任。首先，這對中國人來說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也許這會在一定程度上讓一些競爭復活，並認識到競爭對所有人都有好處。事實上，我們需要更多的國際競爭。我想提醒美國民眾的是，正是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半導體領域的崛起，促使美國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變革和完善創新體系，從而帶來了20世紀90年代巨大的科技繁榮。
事實上，由於日本，美國重新獲得了微芯片行業的主導地位，使得每個人、所有消費者都能擁有更好更便宜的產品。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如果沒有中國發揮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歐洲和美國可能無法很快實現思維轉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在許多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未來，發展中國家獲得的更便宜更好的技術將來自中國。最令人信服的故事發生在現實里。中國電池製造商為美國電動汽車提供服務，並且正在德國建廠，電動公交車需要與中國公司合作，等等。這種競爭性合作可以推動技術前沿的發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因此，這種態度是以積極的方式擁抱競爭性合作的新時代，而不是僅僅通過狹隘的國家安全視角觀察問題，後者可能導致惡性循環，從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而這是要徹底避免的。“小院高牆”可能有效，但要加以遏制，不能侵蝕更廣泛的經濟領域。
周建成
對於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新興技術的未來，以及它們塑造包容性和可持續經濟的潛力方面，您有何預期？
金刻羽
說到未來的技術，我真正擔心的一件事是中國、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新一代。他們的期望降低，經濟機會大大減少，並且可能越來越焦慮。如果我們不明白新技術的後果，以及如何在跨國範圍內正確監管這些新興技術，那會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什麼更好的機會呢？是的，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着競賽。在很多方面，在需要最大量資金與協作的技術方面，這兩大經濟體確實在競爭。它們擁有大量國家資金。
有意思的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最近發表了一篇演講，涉及維護美國的經濟領導地位，內容都是關於國家如何發揮主要作用。對我來說，他談到的基本產業政策聽起來很像中國的做法，但從某些方面來說，也許有必要做出這些突破.....而沒有美國和中國等國家之間的持續協作、合作和對話，我認為這些技術威脅是不會減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