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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柳建成：陳教授，回顧 G20 和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的會晤，你認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麼？他們向陷入困境的世界發出了怎樣的信息？

陳東曉：在 G20 期間舉行的此次峰會，最重要的成果是重啟定期的面對面交流。我希望，這將促進兩國政府之間以及兩個社會之間更有實質性的接觸。

這是兩國元首三年來首次面對面會晤，同時承諾授權各自的工作團隊保持後續溝通。隨後，中美國防部長會議於 11 月 22 日在柬埔寨舉行。北京也期待着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明年年初訪華。兩國將進行更多定期的面對面官方對話。不僅如此，兩個社會之間將恢復或重啟廣泛的交流、對話和接觸，包括兩國知識界之間更密集和更廣泛的面對面互動。

周柳建成：他們也同意需要建立一個戰略框架，用於指導未來的雙邊關係。這種框架的指導原則有可能是什麼？

陳東曉：我們觀察注意到，兩國領導人已承諾制定一個管理雙邊關係的框架和共同原則，包括如何以建設性和非競爭性的方式處理分歧和競爭，以及如何在全球和跨國挑戰方面擴大合作。我認為，這次峰會也給國際社會提供了一顆定心丸，那就是兩國政府有意願也有能力把中美關係帶回穩定的軌道。

我認為至少應該認真考慮三個原則。第一，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特別是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包括政治和經濟安全在內的根本關切。第二，處理分歧和競爭時，雙方同意不對抗，包括保持有效溝通，建立可行的危機規避或危機處理機制。第三，共同致力於擴大應對全球威脅和跨國挑戰的合作，包括氣候變化、流行病、糧食和能源安全以及供應鏈。如果把這些原則用於管理中美關係，肯定有助於使局勢變得更加穩定和可預測。

周柳建成：這樣的框架的建立可能需要時間。與此同時，人們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減緩或阻止雙邊關係的下滑？

陳東曉：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雙方應該採取、而且已經採取的首要步驟，是恢復雙方從政府到民間、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對話和接觸。目的是消除兩國人民之間的隔閡，打破各自社會的信息氣泡，減輕誤解誤判對雙方的負面影響。

此次峰會的主要收穫之一，是恢復對話並就雙邊關係的基本原則開展工作。我們知道，雙方在這些原則的內容上存在着巨大的認知差距，未來落實這些原則的難度自然更高。儘管如此，良好的開端本身令人鼓舞。

第二步，增強雙邊合作機制的韌性。說到合作機制的韌性，我指的是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嚴重缺乏信任，削弱了在許多跨國以及全球挑戰方面[開展]雙邊合作的勢頭和意願。因此，雙方都應該對對方的核心國家利益保持敏感。因此，談論設置防火牆、護欄或設置底線，防止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的時候，雙方都需要防止分歧阻礙必要的合作，特別是應對全球挑戰方面的合作。我心目中的一個規則，是不要讓所謂的競爭越過紅線，否則對方認為這是對其核心國家利益的生存威脅。

周柳建成：但正如你我所知，信任和信心對於任何良好的關係都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中國和美國也是如此。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可能會在未來幾周訪問北京。兩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聯合工作已經重啟。這些夠了嗎？這些是培育信任和信心所必需的條件嗎？

陳東曉：只進行一兩輪對話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高層或部長級的對話有助於恢複信任。我認為，促進信任的最重要方法不是判斷信任多麼深厚，而是聚焦信任的門檻。我們應該聚集最低層次的信任，這意味着需要防止誤判彼此的核心利益，因為誤判會侵蝕信任。所以，我認為必須維持最低程度的信任，而且這種信任要基於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本理解。這種信任在今天是最重要的。

周柳建成：陳教授，現在看一下G20。你對這次會議有何看法？你認為這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的聚會，對嗎？

陳東曉：眾所周知，多年來G20一直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包括G20在內的全球經濟治理面臨巨大阻力。話雖如此，50 多個共同關注點以及 G20 領導人的共同承諾表明，世界迫切需要國際合作和集體行動，而不是當前不斷加劇的分裂或兩極分化，以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挑戰。正如我觀察到的，這是一種跡象，表明對反全球化和排外主義的抵制越來越強烈。這讓人鼓舞。

在G20上，習主席重申了全球糧食安全國際合作倡議，並表示北京支持非洲聯盟加入G20。習主席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宣言中得到了很好的反響。

周柳建成：許多全球頭條新聞都集中在印度尼西亞的 G20 會議上。當然，緊接着在泰國舉行的 APEC 會議上舉行了另外一次重要的領導人聚會。對比兩者，習近平主席在這兩次會晤中的外交方式有什麼不同嗎？

陳東曉：習主席在兩次會議期間的外交方式沒有明顯差異。相反，我看到了更多的相似之處。第一，在這兩個場合，習主席在努力提高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宣介旨在建設國際社會的中國國家戰略。第二，習主席提出了中國促進全球和地區發展穩定的倡議和主張，包括許多需要包容、團結、合作的跨國挑戰。第三，習主席還不遺餘力地嘗試進一步加強中國與這兩個地區集團成員的關係。

周柳建成：全球背景非常複雜，不僅是烏克蘭問題，還有持續的疫情、世界經濟下滑、糧食短缺和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機。APEC 是否有意願、資源和授權嘗試為人類面臨的問題提供一些解決方案？

陳東曉：具體來說，我覺得有兩個困難或者挑戰比較突出。首先，國際、跨地區和區域內合作的不同路線圖引發的緊張和衝突。RCEP和CPTPP是一方面，得到中國和很多亞太國家的支持。這兩個路線圖在整合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美國發起的印太經濟框架。我認為它過於意識形態化，實際上破壞而不是整合區域經濟和供應鏈的合作。未來，這些不同種類的路線圖將產生激烈的競爭。但我無法預測競爭的前景或者結果。

另一個挑戰，是該地區的國家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應對這些問題。對於那些屢次遭受流行病和糧食供應中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在履行義務和履行承諾方面面臨的挑戰超過了發達經濟體。坦率地說，他們的能力存在很大問題。因此，我認為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的責任更加重要。它們需要以身作則，促進亞太地區一體化，而不是走向四分五裂和兩極分化。

周柳建成：最後是一個個人問題。您剛從 APEC 地區回來，也去過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你在這些地方的活動里得到了什麼啟示？其他人希望從中國、美國和它們塑造的世界得到什麼？

陳東曉：10月下旬和11月初，我離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同事，前往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我和這兩個國家的 100 多位學者和官員進行了會面，他們表達了恢復面對面對話和接觸的強烈願望。他們希望擴大重新接觸涉及的領域，恢復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交流，增進相互了解，消除誤解。這是第一點收穫。

第二點，他們都對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正在進行的地緣戰略競爭，甚至是正面對抗，表示擔憂。

第三點，儘管兩國在各自與中國的關係中有不同的利益和重點事項，他們認為對華關係對於本國經濟復蘇以及長期繁榮非常重要。儘管對於如何處理中美雙邊關係存在很多看法，但我接觸的學者和官員幾乎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遏制中國的努力是行不通的。他們還認為，中國在塑造地區和國際秩序方面的作用應該而且也將越來越重要。

周柳建成：教授，非常感謝您抽出寶貴時間，分享您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