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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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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重要性

2022-02-22

此時此刻,全球對話與合作前所未有地重要,而中美之間的良好關係是最重要的。

我們經歷這場破壞性的全球疫情已近兩年時間,它不僅暴露了全球疫情防範工作的失敗,也暴露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架構中的諸多弱點。

無疑,當前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使我們更難在新冠疫情下協調可持續的復蘇,更難應對我們所有人面臨的更廣泛的生存挑戰。

對於重建中美之間的信任,對於應對從疫情、氣候危機到揮之不去的核衝突風險等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公開對話都是至關重要的。

我一向高度評價與中國高層領導人進行的公開而坦率的對話,包括我作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訪華、以及最近一次作為“元老會”1主席於2019年訪問北京時與習主席對話。我多次訪問美國也是一樣,“元老會”去年在華盛頓就舉行了兩次理事會會議。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和美國應該帶頭制定長期解決方案,以應對共同的威脅。然而近年來,它們卻總是卡在相互猜疑和對抗的狀態里。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一項調查,89%的美國成年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敵人,而不是合作夥伴。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數據實驗室做類似的中國民意調查也表明,中國人對美國的負面看法上升,好感度(按1-10計算)從2019年6月的5.77下降到2020年5月的4.77。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當然可以是有益而且有活力的,但如果它陷入民族主義式的挑釁,掩蓋了共同的利益,那就不是這樣了。兩國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在青年、婦女、文化團體和其他群體之間建立聯繫。例如,2021年的天下女人國際論壇(Her Village International Forum)就將女性領導人聚集在一起,我還應陽光媒體集團主席楊瀾的邀請在論壇上發了言。

這次疫情提醒我們,我們的世界在本質上是相互聯繫的,它提醒我們面對生物多樣性改變和氣候變化帶來的健康風險,面對這個星球的界限被破壞,我們所有人究竟是有多麼脆弱。

這些挑戰與在傳統上釐定外交政策的零和遊戲範式格格不入,它需要持續不斷的緊密合作。

面對如此嚴重的威脅,最重要的是維護辯論自由和調查自由的權利,同時在公開和私下進行有挑戰性的對話。只有通過這些有時很費力的交流,我們才能制定出有效且持久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時成立了聯合國,達成了《世界人權宣言》,這些構成了現代多邊體系的基石。

如1948年一樣,《宣言》第一條開頭的那句話在當下依然是適用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關於中美兩國如何理解和履行國際法規定的人權義務,我有很多話要說,但這不是我今天講話的重點。

相反,我想強調的是,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必須共同努力,制定一個新的框架,來應對21世紀的生存威脅。

2021年11月,我參加了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我很高興地看到約翰·克里特使和解振華特使發表了美中兩國聲明。大會期間發表的這份“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聯合聲明是一個良好開端,但要將峰會上的語言轉化為具體行動,雙方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對中國來說,這意味着在今年11月埃及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7)召開之前,它要拿出一個更雄心勃勃的近期目標。坦率說,2030年碳達峰已經太晚了。“氣候行動追蹤組織”認為,按照中國當前的氣候計劃,全球氣溫將比工業化前水平高3到4攝氏度。如我們所知,這將給地球上的生命帶來可怕的影響。

提前碳達峰對實現巴黎目標和習主席的2060年碳中和目標至關重要。中國現在有一個關鍵的機遇,可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領導。我希望中國領導人抓住這個機會,在可再生能源生產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過往成績基礎上再創佳績。

美國也必須打破政治僵局,兌現已經做出的承諾,包括採取具體措施減少排放,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拖延已久的1000億美元氣候融資方面,接受美國應出的合理份額。

中美合作對於確保實施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協議和更寬泛的、以“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核心的聯合國2030年發展議程至關重要。

“可持續發展目標”序言中的字句有力地闡明了這種共同努力背後的價值觀,以及中國、美國和其他190多個聯合國成員領導人在2015年承諾的義務:

“我們決心讓人類擺脫貧困和匱乏,治癒並保護我們的星球。我們決心大膽採取迫切需要的變革步驟,讓世界走上可持續和有恢復力的道路。”

與氣候問題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一樣,這種對大膽變革的需要同樣適用於全球和平與安全的辯論。

還是那句話,作為核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和美國在這方面負有特殊責任。我當然歡迎本月早些時候五常國家的聲明,它重申了里根-戈爾巴喬夫宣言,即“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即將召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

在這方面,中國提供了獨特的領導範式:它是五核國中唯一在核武器問題上堅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國家。

如今,國與國之間的互不信任增加,加上技術的進步,一場破壞穩定的新核軍備競賽越來越有可能被觸發。當此之際,“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化解緊張局勢的重要原則,我希望中國繼續在這一領域展現領導力,特別是在限制本國核武庫發展方面。

當然,美國最新《核態勢評估報告》所總結的方式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也就是進一步削裁核軍備和“降級”(de-escalation)。正如我的同事埃爾德•格羅•布倫特蘭2上月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所寫的,“解決辦法不是加倍押注在代價高昂的核軍備競賽上,而是通過尋求對話和軍控談判來遏制這一威脅”。

我們的世界面臨大量的挑戰,而近年來我們很難見到能擔當未來任務的有道德有膽魄的領導人。

不過,我親愛的朋友、“元老會”首任主席、已故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的話啟發了我,我拒絕做一個悲觀主義者。和他一樣,我也是“希望的囚徒”。我相信,我們可以集中集體的才能智慧,為子孫後代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分歧是存在的,將來依然會存在,但這是人類的典型特徵,任何人都知道這一點。

世界需要中國與美國共同努力,將它們各自的優勢整合、互補,為21世紀的治理、可持續和繁榮搭建起強有力的框架。

注1:元老會(The Elders)是一個多國前政要、和平活動家和人權倡導者等公眾人物的政治組織,由納爾遜·曼德拉在2007年召集建立,目標是為氣候變化、艾滋病和貧困等全球性難題尋找解決方案,以及“利用他們的政治自主,幫助解決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衝突”。

注2: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挪威政治家、外交家、內科醫生,挪威前首相及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現為聯合國基金會董事會副會長。她被視為國際上的可持續發展及公共衛生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