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戰略界看來，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發展繁榮與國際秩序的性質息息相關。一個以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遵循自由主義國際規則與國際法規範的、奉行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價值觀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拜登政府在《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強調，“從根本上說，確保我們的國家安全要求我們，……領導和維持一個由強大的民主聯盟、夥伴關係、多邊機構和規則所支持的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
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一系列國際制度與規範，爾後因冷戰結束而擴展為全球性機制與規範，這也成為“美國治下的和平”的重要支柱。一般意義上來說，這種國際秩序範式也被美西方學者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政府將這一國際秩序的維護與穩定作為一項持久國家利益，如2010年、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明確載明這一點。因而美國戰略界，無論鷹派還是鴿派，都將國際秩序之爭視為大國戰略競爭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上說，美國將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其內在意涵即表明，中國被視為對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競爭者或挑戰者。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則直接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佈的《印太戰略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面從國際制度中獲取好處，一面侵蝕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的價值和原則，從內部削弱國際制度”。
然而，這種認知既不客觀，又不準確，也不誠實，“甩鍋卸責”和“有罪推定”的色彩濃厚。不可否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穩步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政治與經濟版圖，這必然對反映國際力量分配格局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帶來影響。但是，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並不必然意味着美國的衰落。從根本上說，美國國家發展戰略與治理機制出現的種種失誤是導致其實力與影響力相對衰弱的關鍵因素。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的主要挑戰恰在於美國自身。
總體而言，美國主導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具有三大支柱：一是物質基礎，即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其核心是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以及踐行這一經濟理念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實力；二是組織基礎，即自由主義國際多邊機構，如聯合國、WTO等；三是理念基礎，即對自由主義民主價值觀的堅持與實踐。然而，這三大基礎均遭到了嚴重侵蝕。
首先，美國的過度擴張嚴重透支其國力，動搖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物質基礎。這種擴張既包括地緣戰略的擴張，也包括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擴張。新世紀以來，美國先是展開了全球反恐戰爭，並以反恐為名搞政權更迭，欲強制移植美國的民主價值體系改造中東，其間出現了如捏造證據入侵伊拉克、阿布格萊比監獄“虐囚”等醜聞事件，美國國際形象一落千丈。美國還大舉向中亞、高加索地區、亞太地區滲透，大搞大國地緣競爭戰略，美俄關係陷入緊張，中美關係遭遇寒流。同時，資本的擴張本性以及美國政府監管機制的缺失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這不僅重挫了美國的經濟力量，而且令其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名譽掃地，結果是美國產業“脫實向虛”態勢難以逆轉，經濟貧富分化嚴重，社會階層持續固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等思潮迭起。如此這般，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物質基礎被大大削弱。
其次，美國政府對國際多邊機制的工具性運用嚴重影響到國際制度的權威性與可信性。美國政府一直將國際多邊機制視為維護其霸權利益的“私器”，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做派與單邊主義作風十足。1994年9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第49屆聯大的演講中便表示：“當美國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時，如果可能，美國將同其他國家一起採取外交行動；如果必要，美國將採取單獨行動。如果可能，美國將採取外交行動；如果必要，美國將動用武力。”2001年3月，小布殊總統上台伊始就“手撕”《京都議定書》。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則將這一風格發揮到了極致，諸多“毀約”（如退出巴黎協定）、“退群”（如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行為令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國際社會大跌眼鏡。這些無不說明美國的傲慢與權力的任性。當下，拜登政府宣稱“美國回來了”，重返多邊主義，重新參與多邊機構並意圖繼續發揮領導作用，然而誰又能對這個三心二意的“領導”放心？誰又能保證下一屆美國政府不“反攻倒算”呢？顯然，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組織基礎的弱化，其根本原因不是別的，正是美國自己的肆意妄為。
最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念基礎不再穩固。從一定程度上說，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美國國內憲政秩序的國際化反映。美國將其國內所堅持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觀念擴展到國際範圍，從而構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念框架。然而，這些價值觀念在美國國內卻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民主衰退、政治極化、種族主義等現象日漸嚴重。很多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於其制度體系感到憂慮。2021年10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就美國民主狀況對 2109 名年齡介於18—29歲的年輕人進行調查，結果顯示，5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民主陷入困境(in trouble)或正在衰敗(failing)，僅有7%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民主運行良好。與此同時，眾多發展中國家也對美國所倡導的那一套價值理念進行了深刻反思，並在實踐中努力探索適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的制度體系、價值規範與發展道路。美國推廣的所謂“普世價值”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非西方國家在價值層面也開始積極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綜上分析可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已經動搖，西方自由主義模式陷入困境。造成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失誤、國內政治經濟的困境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政治思潮變化，特別是以特朗普為主要代表的民粹主義、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勢力的強大。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曾經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如今成為這一秩序的蔑視者、破壞者，而其自身尚不自知自省，這種情境着實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