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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達巍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中美關係是否仍然「要好起來才行」?

201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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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10日,中美關係剛剛經歷了異常困難的半年。一個月前完全退休的前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老布殊總統的特使、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鄧小平在這次重要會談中開宗明義地說:“中美兩國之間儘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這可能是鄧小平一生有關中美關係最著名的一個表述。他的這篇講話被收錄進《鄧小平文選》,每一個關心中美關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這句話都耳熟能詳。30年來,每當中美關係出現困難時,中國學者總是喜歡引用鄧小平的這句話,表達對中美關係的信心。歷史也反覆證明,鄧小平的判斷是正確的。中美關係雖歷經波折,但是直到最近幾年之前,合作面一直大於競爭面。

30年後的今天,在中美關係似乎正在發生質變的背景下,我們有理由重新思考鄧小平當年的名言。今天是否仍然“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30年前,鄧小平為什麼會下這樣的判斷?畢竟,從邏輯上說,中美關係並沒有什麼道理一定要好起來才行。外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一個好的中美關係符合中國利益,中國當然應該要好的中美關係;如果一個壞的中美關係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應該要一個壞的中美關係才對。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回望歷史,重新審視中美之間三段重要的歷史。40年前,中美兩國建交談判何以能取得突破?30年前,中美兩國何以能逐漸走出1989年的低谷?最近五六年,為何中美關係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

40年前中美得以快速建交,除了平衡蘇聯這一中美共同的戰略需要之外,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調整。《中美建交公報》是兩國在1978年12月16日公布的。僅僅兩天之後的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中美建交和改革開放兩件大事同時發生,這很難說是一種巧合。事實上,鄧小平本人在1978年就曾多次指出,良好的中美關係有利於中國實現現代化。為了讓中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完成建交談判,中國領導人在對台軍售等問題上還做出了不小的讓步。

30年前的198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十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明白,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因此需要中美關係好起來。這才是1989年鄧小平作出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這一論述的基本原因。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開始擴張,美國戰略界和商界開始從這樣一個背景下理解中美關係。因此,儘管蘇聯已經解體,美國仍然需要與中國接觸。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1989年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主要在高層交往、軍事合作等領域,為什麼老布殊總統特彆強調“對華制裁不能影響中美經貿關係”。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何克林頓政府1993年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鉤,但是在商界等力量的遊說下,1994年就決定脫鉤。30年前,中美國家發展戰略都需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

最近五六年,中美關係逐漸出現根本性變化。除了中美實力日益接近引起結構性變化之外,中美兩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乃至社會文化層次的差異越來越明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近年來中國在政治上加強了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定型,美國無法接受這些變化,於是焦慮、失望。從美國的角度來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在美國遇到巨大的質疑與挑戰,這一變化不但打破了與中國維持總體合作態勢的必要性,而且使中國成了很多美國國內問題的替罪羊。

最近兩年中美兩國社會文化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NBA的莫雷事件顯示出了兩國的一種文化差異。美國人把個人、權利放在優先的位置,中國人把國家、集體、主權放在非常優先的地位。美國人過去以為隨着中國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中產階級、新階層與他們的看法更為接近。但是現在至少在涉及領土、主權這類問題上,美國人會看到無論是中國年輕人,還是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私營企業主,這些人與他們的觀點差異非常大。

中美兩國之間的以上三段歷史都說明,一個國家國內的戰略選擇,對於其外交政策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兩個國家發展戰略是總體契合的還是相互衝突的,對雙邊關係有着根本的影響。中美兩國的發展戰略在40年前、30年前相向而行,今天則有漸行漸遠的趨勢。今天中美兩國的國內發展戰略,對一個合作性的中美關係的需求已經不像40年前或者30年前那樣強烈。兩國對一個比較差的中美關係的接受度也越來越強。因此,中美兩國面臨著這樣的局面:如果各自堅持現在的國內戰略選擇,中美關係某種程度的惡化大概是無法避免的。反過來說,中美關係如果要想好一點,兩國國內戰略就都要加以調整,增強彼此的兼容性。後面這種可能性應該說很小。總而言之,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兩國的外交問題,而是國內發展戰略的選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