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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淯 前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通向對華戰爭之路

2019-05-03

過去兩年,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愈發將中國視為不僅是美國的競爭者,還是與蘇聯不相伯仲的敵人。雖然美國的反華言辭並非新鮮事,但唐納德·特朗普政府極大強化並放大了這種言辭,儘管兩國之間存在着深厚的經濟紐帶、廣泛的科教合作,而且中國秉承着不干涉美國內政的原則。

華盛頓著名的反華人物包括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參議員馬爾科·魯比奧以及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學者史劍道。這些人士使用冷戰語言,將中國妖魔化為一個威脅顛覆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極權主義政權。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正通過使用高壓戰術,試圖遏制中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崛起,如敦促盟友不要購買中國生產的高科技產品或向中國出口高科技。

無論中國如何做,這些批評人士都會對中國心懷敵意,這不禁令人回想起上世紀80、90年代,當時的美國將經濟強國日本視為一個主要的國家安全威脅,即使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未被指控存在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與此類似的是,只要美國給中國貼上“對等競爭者”的標籤,它就會將中國視為威脅,即便中國的領導人迎合美國的要求。

眼下正在進行的美中貿易談判就是一個顯著例證。如果美國未能達成所願,它就會出台關稅和制裁措施。可以認為,為提出毫無談判餘地的要求,美國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外交手段。

這種做法反映了共和、民主兩黨共有的基本設想,那就是,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全球主導地位。冷戰結束時,大部分美國外交界人士都認為,是針對蘇聯的敵對政策最終獲勝。因此,美國開始加倍傾向於使用軍力,並自詡為“責無旁貸的國家”,有權在任何時間、地點以任何方式採取行動。

這些美國精英們鼓吹“自由主義霸權”大戰略。但是,雖然旨在推行自由主義價值觀,但這一戰略其實是高度的修正主義,因為它尋求重塑各國國內政治。結果是,美國發動了一系列毫無意義的戰爭,造就了失敗國家(如利比亞),或帶來了長期佔領(如阿富汗)。

正如亞妮內·R·韋德爾在其著作《影子精英》中寫道,美國的外交政策精英們沉迷於這套議程,因為這美化他們的自我價值,提升他們的地位,甚至還能令他們發家致富。整日現身美國電視節目、鼓吹政權更迭的的所謂專家們通常都有未向世人披露的利益衝突,如持有得益於美國軍購合同的私人公司股份。

如今,美國是世界上領先的武器出口國,每年在軍事上的開支接近1萬億美元,比第二到第十名國家的總和還要多。而這一數字還未包括實際的戰爭開支,這筆錢已經高達數十萬億美元。

干預主義通過誇大威脅被販賣給美國民眾和美國盟友。它的支持者們深知,通過製造恐慌、不安全感和脆弱性——通常藉助於容易受擺布的媒體——他們就能獲得授權去抗擊這些外國“敵人”。通過對持不同意見的美國外交界人士施壓,使其順從他們的好戰敘事,這套把戲得到了完善。

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雷格·羅伯茨,則通常得不到在主流媒體發聲的渠道,並被排除在重要會議之外。批評人士還有可能成為人格誹謗的犧牲品。例如,美國女眾議員伊爾汗·奧馬爾就因指出以色列的支持者成功對美國外交政策施加影響而被冠以“反猶”的罪名。

對美國來說,針對中國採取冷戰姿態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樣的政策將損害全球經濟,抑制貿易,刺激激烈的軍事競爭,進而增加美國與崛起的中國之間出現“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兩個大國之間的敵對還將危害應對氣候變化等共同挑戰的全球合作。

我們需要新的國際關係範式來避免出現這種結果。眼下,美國政策的運作原則是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並非毫無道理。但除非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認定,幫助世界實現可持續發展等共同目標符合美國的長久利益,否則他們的意向將招致災難。

美國在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方面臨着關鍵選擇。以現實主義、創造性和意志力,美國領導人能夠開啟一個國際關係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里,和平的迫切勝過戰爭之王。但我們不能心存僥倖。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2019),原文標題 “The Road to War with Chin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