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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百家 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美關係的演變、教訓及影響未來的新因素

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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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一、中美差異與兩國關係的發展脈絡

中美是兩個極為不同的國家。這種不同在有形無形之中影響着雙方彼此的認知、相互政策和兩國關係的發展。認識中美之間的差異有助於理智地處理兩國關係。

1、中美兩國的主要差異。這種差異是多方面的,包括歷史、文化、宗教和傳統,民族構成和人口數量,地緣和周邊環境,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發展水平,國際地位的變遷,近代以來的經歷經驗,等等。最明顯之處,美國是一個年輕的老牌現代化國家,而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新興現代化國家。中美兩國都是多民族國家,但美國的多民族主要由移民構成,中國則經過上千年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兩國人口規模相差很大。在地緣和周邊環境方面,雖然兩國領土面積相似,但在世界各大國中,美國的周邊環境簡單,地緣條件最好。中國則為眾多鄰國環繞,地緣環境最為複雜,是所謂的“四面八方國家”。兩國在各自的歷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處於不同的發展水平。尤其在國際地位的變遷方面,美國從誕生到現在,其國際地位基本是不斷上升的,現在可能正面臨著歷史上的第一次下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幾起幾落,近代以來尤甚。這些差異對兩國的觀念和心態具有重要影響,雙方在交往中都會情不自禁地依據自己的價值觀和經驗去判斷對方。

2、距離產生美感,接近易生失望。這是中美交往史的一個顯著特點。巨大的差異和多方面的不同使中美之間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同時又使得雙方難以相互理解,由此導致誤解、矛盾、摩擦與衝突。美國人有一個不變的“中國夢”,即想要按照美國模式去改造中國。中國人則有一個多變的“美國夢”,有時是美夢,有時是惡夢。不過,事實上兩國的相互政策多少都帶着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因素,只是不同時期偏向不同。

3、中美關係演變的基本線索。從中美關係的發展來看,雖然美國在19世紀末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但事實上直到20世紀初期,兩國關係還極為疏遠。每一方都處於另一方外交政策的邊緣地帶,特殊之處在於雙方都試圖為未來保留機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經歷了四年短暫且摩擦不斷的同盟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很快把日本當作其亞洲的主要盟友,這是當年中美矛盾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40年代末,美蘇冷戰格局的形成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以及隨後的朝鮮戰爭,造成中美兩國的長期對峙與隔絕。直至70年代初,兩國關係解凍,才開啟正常化進程,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此後40年,中美關係總體不斷發展,其間雖有矛盾和摩擦,但這是歷史上中美關係最穩定的時期,也是雙方從這一關係中獲益最大的時期。

當前,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前景具有不確定性。因此,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可以使雙方都更好地面向未來。

二、中美關係演變提供的歷史經驗

中美關係歷經疏遠、同盟、對抗、對峙、緩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狀況。在豐富的歷史中有許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和教訓。這裡僅就我在研究工作中體會較深的兩個方面談幾點看法。

1、從歷史角度看,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中美關係從來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理解中美關係的演變需將其置於多邊框架之中。歷史上,中美關係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第三方因素或多邊因素的影響。例如,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的侵略和擴張是促使中美接近最重要的因素。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蘇冷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造成中美對峙和對抗的重要因素,而中蘇同盟的破裂、美國準備從越南撤出又為中美和解創造了條件。中美建交後,在彼此的相互政策中,出於雙邊關係的考慮漸成主導,其他因素退居次要,但並非不存在。其中,某個國家作為單一第三方因素的影響或有所下降,但多邊因素的影響和綜合考量在中美關係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近年來,這一趨勢隨中國崛起更加明顯。對於兩個世界性大國來說,這是必然的。從中國的角度看,這意味着在分析和應對美方的政策變動時要有更開闊的世界眼光,考慮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及作用。對此,我們的認識還有不足。

第二,主導中美關係演進的深層因素是中國內部的變革,而兩國關係的親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對世界前景的判斷。雙邊關係是由兩國共同塑造的,是一個互動過程。中美關係的演進,一般地說,美國居於更主動的地位,這是由於兩國綜合國力不同,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造成的。然而,在更深層次上,主導中美關係演進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是中國內部的變革,二是雙方對世界前景的判斷。考察中美關係史就會發現,20世紀中國內部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革都對中美關係的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全民族抗戰、中國革命的勝利、中蘇分裂、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等等。再深入一步就會發現,雙方對世界前景判斷的異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兩國的親疏,而這種判斷的改變常成為雙方調整彼此相互政策的先導。在研討中美關係時,人們十分在意利益的共同或相背,然而對中美這樣的大國來說,對世界前景的判斷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利益的取捨。因此,如何在對世界發展的前景上求得共識,對於中美關係的穩定格外重要。

2、處理中美雙邊關係的四點基本經驗和教訓:

第一點,無論中美關係處於何種狀況,必須記住兩國的國情有很大差異,在處理相互關係時,必須不斷加深對對方國情的了解,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和減少誤判,另一方面是為了制訂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歷史表明,對於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國,外部力量對任何一方的內政和發展道路的影響是有限的。各國之間交流的擴大與深入有助於一國借鑒他國的經驗,但每個國家的制度和發展道路必定根植於自身的歷史文化之中,其改進有賴於本國人民的實踐與體驗。

第二點,在時局轉換的關鍵時刻,當中美出現矛盾時,雙方都需要保持冷靜、剋制與遠見,一是儘可能避免緊張關係的升級,防止陷於對抗,二是無論雙方關係處於何種狀況,都要留有轉圜的餘地。上世紀40年代後期直至60年代末期,中美除在朝鮮戰場進行了一場直接較量外,兩國領導人在處理相互關係時都注意留有一定餘地,並非如表面看起來的那樣強硬。例如,杜魯門決定不捲入中國內戰,不把朝鮮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毛澤東在第二次炮擊金門時十分在意不傷及美國人。此後,當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和美國越戰升級時,中美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利用各種渠道實現了危機管理,避免了再次直接對抗。這就為後來中美關係的轉變保留了機會。在朝鮮的對抗未能避免,主要因美國出現誤判。緩和未能較早出現,則因雙方的政策彈性都有所不足。

第三點,在某種意義上,中美兩國是通過對峙和對抗增進相互了解的,最重要的就是認識彼此的力量及限度,才能消除恐懼。當一方政策強硬的時候,往往其內心有所恐懼。大國之間要消除恐懼,就必須了解彼此的力量及限度,這是建立互信的前提條件。例如,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擔心美國武裝侵略中國,美國則擔心中共在亞洲實行共產主義擴張。至70年代,中國看到美國連越戰都打不贏,美國也看到中國因“文革”而內部問題堆積如山,雙方以往的擔憂因而不復存在。這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得以啟動的一個重要條件。現在,第一次出現美國把中國視為主要挑戰者的恐懼。類似的恐懼在美國歷史上出現過三次,二戰時的德意日、冷戰時的蘇聯、一度高速發展的日本。美國應對這幾次挑戰的經驗和辦法都會對美國對華政策有所影響。中美兩國很可能要通過一段博弈才能明了彼此的真實意圖和力量限度,正視繼續合作的必要。

第四點,塑造適合時代需要的中美關係,需要智慧和創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規的勇氣。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許多環節、故事都說明了這一點。例如,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中美未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訪問北京,中美互設聯絡處,中美正式建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等等。目前,應對中美關係的困局,構建面向未來的中美關係,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更多的創造性,不僅要考慮雙邊問題,而且要更多地從全球視角觀察,從穩定和改進國際秩序的角度思考。

三、影響中美關係的新因素

中美關係發生變化,其起點可以追溯至上世紀冷戰結束前後。此後,海灣戰爭、“911”事件、美伊戰爭、全球金融危機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推遲了中美矛盾的爆發。2000年後,我在多篇文章中強調,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的國家安全已經進入一個敏感時期。融入世界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帶來的重大變化是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同時中國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約。

1、最近一波由高科技和信息化推動的全球化浪潮帶來一系列新問題,使各國特別是各大國之間的競爭加劇。這些新問題包括資本的迅速流動、製造業和產業鏈快速轉移、人工智能取代傳統就業、貧富分化加劇、中產階級處璄困難、民粹主義興起、內政與外交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等等。這些新問題對世界各國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也是中美矛盾凸顯的背景。各國面臨的問題趨同,意味着以往通過互補方式解決各自問題的辦法失靈,各國間的競爭由此加劇。

2、中國已成為當代世界最重要的變量,需要調整處理對外關係的思維方式,積累大國博弈的經驗。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前所未有,同時改革進入深水區,中國內部的發展存在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各大國和周邊國家必然會高度關注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對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做出評估,預備應對或防範。我國自身發展與外部環境變動聯繫如此緊密,這要求我們出言行事都要預估外部世界的反應,做好應對預案。特別在下先手棋時要看好幾步,留有後手,謀定而動。

3、中美已出現結構性矛盾,形成全面競爭態勢,以往的互信基礎已不復存在。自中美建交以來雙方互信基礎是兩國綜合國力相差懸殊,在安全方面有共同需求,在經濟方面可形成互補。近年來,隨着中國的迅速發展,中美逐漸呈現全面競爭態勢。這種局面如此之快到來多少出人預料,但這是中美雙方遲早要面對的。現在的問題是中美競爭究竟會朝哪個方向發展,是趨於惡性競爭導致雙方脫鉤或對抗,還是可以形成公平競爭加繼續合作的局面。我們的意願是明確的,就是避免前者,爭取後者。

4、如何解決中國模式和中國體量與現存世界體系兼容的問題,是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關鍵。近年被熱炒的中國何時取代美國其實是個偽命題。未來世界必將是多極多元的,絕非20世紀的翻版,現存的美國一超獨大模式將難以再現。真正的問題是中美兩個大國,有巨量經濟聯繫和諸多共同利益,但又有不同的體制和制度,在競爭條件下如何面向未來世界。這個問題不僅是對中美兩國的挑戰,也是對世界的挑戰。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融入現存世界體系的進程,中國由此發展壯大。今天的中國要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就必須學會從世界的角度看自己,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妥善處理與其他國家的矛盾,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事實上,這類矛盾不少,已不容迴避。要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避免對抗,要緩和結構性矛盾,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規則和秩序。這將是一場多方博弈,當前的中美貿易談判只是開場。

(本文根據作者在大國策智庫舉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美關係調整與評估”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