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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傳統冷戰、新冷戰與當前中美俄關係

2018-10-03

從2015年9月起在俄羅斯最大遠東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每年舉辦一次的東方經濟論壇,被認為是普京政府抵禦西方聯手經濟制裁的重要舉措。2018年9月11日至1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而且全程出席了這個迄今已經舉辦四次的論壇,引起廣泛的關注。中國最高領導人出席論壇以表達對東道主的政治支持,兩國元首共同發力推進中俄在遠東地區的多領域經濟合作,從一個新的角度反映了當前波雲詭譎的中美俄三角關係。

2017年初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中美俄關係很快就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

就中美關係而言,可以認為,2017年底到2018年初美國官方的三份戰略文件,不僅是冷戰結束以來,而且是冷戰開始以來漫長的歲月里第一次將中國定義為首要戰略競爭者,從而完成了從奧巴馬時期合作與遏制並舉到特朗普時期以全面遏製為主的對華政策過渡。如果說當前的美俄關係具有新冷戰嫌疑,那麼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已經與傳統冷戰基本一致了:兩國政治體制上的相互對立,意識形態上的指責,外交上的孤立,經濟上的封鎖,軍事上的對峙。只不過與冷戰年代美蘇對抗的關係態勢相比,中國更多地表現出退讓和守勢。

形式上,特朗普對華政策具有明顯的反建制主義特徵,奧巴馬時期對華不公平貿易的責難已經升級為有增無減的貿易戰,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指控已上升為間諜偷竊,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疑慮已經演化為關於中國政治和經濟模式對外擴張的認定,奧巴馬時期對台政策的基本穩定變成重新開始製造事端。實質上,美國對華政策的近期變動也有着反建制主義以外的一貫政治邏輯。應該指出的是,按2010年美元名義GDP計算,中國當年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府在2013年年末開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這兩大態勢都沒有導致美國很快擬定傳統冷戰式的對華政策。從美國各界的輿論來看,2018年以來形成的特朗普主義對華政策與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所制定的內外政策有着直接關聯。與此相對應的是,2012年普京重返政壇後進一步加強了修憲後的總統集權,加速推進歐亞經濟聯盟的建設,導致了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前美國對俄謀求緩和與合作的“重啟”政策迅速結束。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說以特朗普主義反奧巴馬主義是美國政治生態極化的應有邏輯,那麼,當前超越了這一極化邏輯的美國兩黨和民間智庫在對華政策上達成前所未有的共識,其影響將相當深遠。即使2020年特朗普總統未能連任,也很難指望具有更加意識形態化價值觀的民主黨執政集團會帶來美中關係的明顯轉暖。

就美俄關係而言,特朗普反建制主義政治邏輯在對俄政策上表現得尤其明顯,而且這種邏輯與美國基本戰略利益的衝突導致了美國國會兩黨一致削減總統對俄政策權力、制約總統對俄政策表態的共同行動,出現了美國歷史上少見的、具有戲劇性的總統與立法機構之間激烈的政治博弈。

從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架構體系來看,歐洲盟國構成了這個體系的核心建築。這不僅由於發達的歐洲在當今國際格局中的重要性,還在於奉行巧實力外交的美國政府對其各地區盟友的依賴大幅度增加。然而,就2003年德法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經驗看,跨大西洋聯盟體系的穩定性植根於美歐安全戰略與共識的一致性。因此,如果說特朗普關於俄羅斯沒有干預美國大選的言論只是影響美國內政的信口開河,他關於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的言論則影響巨大,這相當於否認了2014年以來歐盟對俄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當於着手摧毀大西洋兩岸在維護歐洲秩序上的戰略共識和政策一致性,將使美國背叛和拋棄全球安全事務中不可或缺的盟友。因此,美國國會兩黨在2017年7月一致通過限制特朗普解除對俄制裁權力的法案,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意義重大。隨着為了擺脫“通俄門”嫌疑而不斷加大對俄制裁,特朗普總統本人猶如中國象棋中的過河卒子,在對俄制裁上只能前行不能後退,除非俄羅斯做出重大妥協,當前的美俄關係難以看到轉機。

顯然,本次東方經濟論壇期間中俄在遠東地區合作的新進展既符合雙方關係的內在邏輯,也反映了在外界壓力下兩國相互間戰略需求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