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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21世紀以來中美俄三角關係的邏輯變化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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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弗拉基米爾·普京的連任,結束了俄羅斯與美國的良好關係。

20世紀的最後十年,中俄兩國與美國在實力上相差懸殊,這個時期看不到美國政府和戰略分析界試圖對中俄兩國分而治之的戰略運籌。然而,三角關係的思維在中俄兩國仍是有效的邏輯工具。中國政府曾擔心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會向美國一邊倒,俄羅斯領導集團和精英智庫也曾密切關注1997年10月中美峰會後中方謀求與美國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的構想是否會沖淡中俄兩國在1996年建立的戰略協作關係。

21世紀伊始上台執政的布殊政府對民主黨前任試圖用西方體制改造和包容俄羅斯的政策公開表示了否定,並準備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同時,美國國會要求本國國防部每年就中國軍事力量的變化提交報告,對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快速增長開始有所警覺。2001年3月,俄羅斯安全會議秘書訪美受到冷遇,美國隨後還驅逐了42名俄外交官。2001年4月的中美撞機事件嚴重衝擊了當時已經很脆弱的中美關係。布殊總統當時接受了其外交顧問的建議,採用尼克松總統在20世紀70 年代處理美中蘇三角關係的經驗,只不過這一次要反過來。因而,小布殊一方面公開表示將使用一切手段協防台灣,一方面在同年6、7月間兩次與普京會晤,使美俄關係迅速升溫。

但“911事件”的出現終止了美國政府聯俄制華的三角關係布局。為了結成廣泛的國際反恐統一戰線,小布殊在2001年10月出席在上海舉行的APEC首腦會晤,而且在四個月後再次訪華。傳統安全領域中美俄之間的大國博弈短暫地讓位於反恐夥伴關係。

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在軍事上迅速勝利後,布殊政府開始推行拓展民主的戰略。2004年美國和歐盟在烏克蘭大選問題上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爭奪,使沉迷在俄美反恐夥伴關係的俄羅斯開始警醒。同時,布殊政府對中亞各國民主改革的壓力也明顯加大。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發生“鬱金香革命”,5月的安集延事件對烏茲別克斯坦政權構成了挑戰。上海合作組織在同年7月發表聯合聲明要求美國從中亞撤軍,烏茲別克斯坦政府要求美國撤出在本國的空軍基地。一個月後中俄海軍聯合軍事演習的特殊樣式,表明了兩國安全合作的加深。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關於美中兩國是“利益相關者”的著名演講,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美國執政集團運籌三角關係的一種戰略安排,即推進中國與美國領導的現有國際體系開展更多合作,同時拆解中俄之間針對美國的安全與軍事合作。

2008年,美國的著名智庫(例如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尼克松研究中心)為奧巴馬新政府提出了處理美中俄三角關係的全新政策建議,提出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特別是要尊重其在原蘇聯地區的利益關切,重點應對中國的挑戰。顯而易見,2009年俄美關係的“重啟”和2010年開始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反映了這種新的戰略思路。北約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後暫停了東擴,美俄在2010年簽署了新的核裁軍條約,美國政府在2010年烏克蘭大選和吉爾吉斯斯坦的動亂中都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政策。這一輪親俄制華的戰略安排因2012年普京重新執政而名存實亡,並因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佔領克里米亞半島而徹底終止。

特別值得分析的是, 在中美矛盾不斷升級的情況下,2017年開始執政的特朗普本人倡導的對俄懷柔政策被美國國會封殺。2018年初美國政府發佈的三個戰略文件同時認定中俄兩國為美國全球利益的挑戰者和現存國際秩序的修正者,並且不斷在各個領域同時加強了對中俄兩國的遏制力度。顯而易見,美國國家戰略的制定者已經改變了21世紀大多數時間裡採用的對中俄分而治之的戰略運籌邏輯,其基本原因如下:

其一,迅速崛起的中國作為主要挑戰者和主要遏制對象的現實長期不會改變,而俄羅斯公然強佔克里米亞和破壞美國立國根基的民主選舉制度,已經超出了美國選擇戰略合作者所能容忍的底線。

其二,在美國政策制定者看來,儘管中國的挑戰是全局性的多領域的,俄羅斯的挑戰是區域性的非綜合性的,但中國的挑戰是漸進性的,而俄羅斯的挑戰更加直接和具有衝擊性,因此必須同時加以遏制。

其三,近年來,俄美之間的合作明顯收窄(例如在反恐領域),美國對俄戰略需求明顯下降(例如能源合作領域)。俄羅斯的國家實力已經衰落為一個地區強國,美國對俄政策強硬,但實際投入不大(例如與美國龐大的軍費預算相比,其在烏克蘭和敘利亞的支出很少),利益損失較少(最近兩年俄美貿易額只有200億美元左右,佔美國全球貿易量的0.5%左右)。美國政府並不擔心對俄強硬政策會削弱其對華政策的實力,而俄羅斯向中國靠攏對中國應對美國遏制助益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