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中國與「國際大家庭」

2017-07-25
S1.jpg
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之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們拍攝集體照。(聯邦政府/貝格曼)

一個多世紀以來,躋身“國際大家庭”一直是中國領導人的奮鬥目標。如今有人預測,中國不久將承擔美國放棄的諸多領導角色,而這樣的機會並非第一次出現。

1919年和1949年,中國領導人都認為自己已作好準備加入國際大家庭,並成為世界的領導。然而,成為由歐洲人定義並安排的世界秩序之一員,並不總合中國當權者的意。1793年,中國乾隆皇帝直接拒絕了英國正式建立兩國關係的請求。實際上,乾隆認為大清不需要英國的任何東西,也不需要歐洲其他國家生產的良品。他在御旨末尾警告說,將來歐洲商人一旦登陸中國海岸,必遭驅逐。無論英國聲稱自己代表何種世界秩序,中國都沒興趣加入。

待到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2年),角色發生了對換。歐洲成長為軍事和商業霸主,中國則發現其全球生產份額下降。正是這一時期,隨着中國的利益被歐洲左右,“國際大家庭”的說法甫現。19世紀中葉,英、法、美建立“治外法權”制度,否認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權利。事實上,這種制度意味着在華的歐洲(或美國)公民只需服從本國法律,無需服從中國法律。19世紀50年代,美國律師顧盛(Caleb Cushing)在信中形容中國“殘暴野蠻”,以此證明該政策的合理性:“我來到中國,懷揣着既定信念,那就是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就美國公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向任何外國讓步,除非這個外國是我們自己國際大家庭——總之就是基督教國家——中的一員。”

基本上,這個國際大家庭的概念,就是19世紀後來年月里由白人和基督徒來主導國家間的外交和美中關係。這期間,中國與英、法打了三次仗。1899-1900年的義和拳起義似乎證實了中國人的“殘暴野蠻”:數百西方人和數千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基督徒遭到殺害。義和拳的暴行常被用來證明國際大家庭繼續排斥中國的政策合理性。這場起義被鎮壓後,外國軍隊佔領了中國首都,而清廷之所以未倒台,主要是因為外國列強寧願看它苟延殘喘,也不願面對大清滅亡引起的混亂。

滿清王朝覆滅後,在它之上建起的共和國把加入大家庭作為目標。在1912年1月的中華民國《告各友邦書》中,新共和國的創建者孫中山闡述新政府原則時兩次使用了這一措辭。“吾中華民國全體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書於世界,更深望吾國得列入公法所認國家團體之內,不徒享有種種之利益與特權,亦且與各國交相提挈,勉進世界文明於無窮。蓋當世最大最高之任務,實無過於此也。”

中國本打算通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支持同盟國事業,體面地進入國際大家庭。它派出10多萬人前往歐洲提供後勤支援。同盟國戰勝後,中國參加了凡爾賽和會,希望被認定為信譽良好的全球領導者。然而中國發現自己遭到背叛,之前德國在中國的權益並未歸還,而是轉給了日本。雖然前德國殖民地最終歸還給了中國,但這一事件說明中國獲得席位的努力路途多艱。這次背叛還引發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導致中國分裂,爆發內戰。這讓統一的中國政府直到幾十年後才有可能去尋求大國地位。

另一場世界大戰帶來了下一個機會。除了1931年和1937年被日本入侵,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再度成為統一的共和國。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把中國當成對付日本的必要盟友。不久後,中國的蔣介石與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比肩而坐,成為“四巨頭”之一。1943年,顧盛堅持的“治外法權”被廢除。到戰爭結束時,中國又成為勝利的一方,並在新成立的聯合國獲得安理會永久席位。

但事情一波三折,這次是中國的內政削弱了其國際地位。蔣的國民黨在一場血惺內戰中被毛澤東的共產黨打敗,中國大陸變成人民共和國。國民黨雖然逃到台灣,雖然統治區域只相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小部分,但他們卻把持着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只為幾百萬人而不是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發聲,而且,台灣幾乎完全依賴美國生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着幾乎全部中國人口和中國國土,但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來說,至少在官方它是不存在的。二戰結束後的40年里,美蘇兩國壟斷了國際政治,沒有給中國這樣獨立自主不依附任何一方的國家留下空間,更遑論發揮影響力。而中國自己,其內部政治鬥爭既削弱了它的經濟,也削弱了它的國際地位。

今天,一切都變了。

那麼,中國是否已經作好準備,不僅成為“國際大家庭”(如今聽來多麼風雅)的一員,甚至成為全球領導者呢?任何身處“大事發生的房間”的國家,都必須兼具經濟、戰略和意識形態影響力。情況顯然正是如此:中國對世界經濟至關重要;戰略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都說明其國際事務角色正得到其他國家認可。另外值得關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頭次通過吉布提海軍基地在海外駐軍;意識形態上,中國領導人一直致力於國際主義。

當特朗普政府努力減少美國的海外存在(兩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退出TPP和巴黎氣候協定),中國似乎有機會成為領導者。

但我們仍有理由懷疑中國的領導能力。雖然很快迴轉,但仍有傳言說中國不久將禁止個人通過VPN接入未經審查的互聯網,這標誌着它是一個不安全國家,而不是什麼全球領導者。中國國內最自由化的書店之一——上海季風書店宣布,因政府審查和意識形態壓力而停業,況且它並不是唯一一家。中國的媒體仍受到嚴格控制,習近平領導下學術自由也一直受限,學者檔案的存取不像曾經一個時期那麼寬鬆,有外國學者參加的國際會議如今被嚴密監控,並經常受到限制。習近平參加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紀念活動時發生的反習示威,顯示出中國政府的非民主性質與本能。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在坐牢期間悲劇性離世,突顯了中國惡劣的人權紀錄,也讓中國政府在與南非、捷克斯洛伐克和緬甸政權的比較中敗下陣來,這些國家都釋放了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人們很容易想像,顧盛會把劉的遭遇形容為“殘暴野蠻”。

美國和中國都發現,自己面臨著同樣的全球機遇與內部缺陷之間的錯裂。美國仍然是全球文化、經濟、軍事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但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說辭使他在迎合國內基礎選民時忽視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建設。中國在實力和影響力方面不如美國,但成長更快,不過它受困於國內問題。民主在全球退潮已有時日,但我認為很難想像一個把Facebook或Twitter當作外來威脅的國家會成為真正的世界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