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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中美關係出現四大新變化

2016-10-06

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三四十年,兩國關係雖起伏不定,但總體趨勢是螺旋上升。兩國均堅持鬥爭與合作兩手,但基本做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兩國雖同床異夢,但戰略方向基本是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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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十年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中美關係的上述特徵或規律開始發生變化,且已從量變累積至部分質變,導致中美關係的既有發展規律不再靈驗,一些長期指導中美關係的原則、框架、政策也部分失靈。大體而言,中美關係出現四大新變化。

一是實力對比的變化。尤其是2008年前後,美國內陷金融危機,外陷中東泥潭,實力與影響力大幅受損。中國則抓住戰略機遇,保持戰略定力,實力與影響力同步提升,不僅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而且貿易總量、科技實力、軍事實力也取得重大飛躍。美國戰略界在認識和評估中國時,看到的不只是經濟崛起,而且是中國有別於蘇聯的複合型實力。更重要的是,中美實力對比的拉近與西方世界同新興大國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遷的國際大勢產生共振,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的態勢被人為放大了。其結果,美中關係從一般意義上的“超”與“強”關係變異為特殊意義的“老大”與“老二”關係,美國對華戰略也由應對中國崛起轉向思考如何應對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新時期中美關係中競爭、博弈面明顯增強,且更多地事涉地緣政治、軍事安全、發展模式等深層領域,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戰略態勢的變化。美國從反恐轉嚮應對大國崛起,從中東轉向亞太,看似全球戰略收縮,實則亞太戰略擴張,其亞太戰略再平衡對中國構成軍事、外交、經濟、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戰。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軟的一手和填海造陸硬的一手頂住了美國的戰略壓力,卻被解讀為大國戰略擴展、欲將美國逐出亞太。其結果是,中美百年來首次在亞太地區全方位正面相對,彼此既未作好完全的戰略和心理準備,又缺乏現成的規則和路線圖,都試圖從最壞處猜度對方。中美當前在亞太地區的緊張態勢,大體與此相關。中美能否在亞太地區長期和平共處,成為考驗兩國關係最突出也最緊迫的戰略性課題。

三是戰略基礎的變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是共同對付蘇聯,冷戰後十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經濟合作,21世紀頭十年則是經貿合作與反恐合作雙引擎驅動。現在上述基礎要麼不再,要麼鬆動,要麼嚴重破損。比如,美國雖仍強調恐怖主義是頭號威脅,但從其全球戰略布局和實際戰略投入看,從反恐轉嚮應對新興大國崛起一面愈益凸顯,將中東亂局“轉包”給歐洲人和中國人的意圖非常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像反恐能像9•11事件後那幾年一樣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戰略基礎。再比如,經貿關係依然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隨着中美雙方同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美經貿關係傳統意義上的互補性在減弱,競爭性在增強,如應對不當,有可能使經貿關係從壓艙石變成衝突點或摩擦源。舊有基礎鬆動,新的基礎待建,中美關係這艘巨輪出現晃動就在所難免。

四是環境的變化。從外部環境看,中美關係越來越受制於所謂“第三方因素”的干擾甚至綁架。近些年中美之間的地緣戰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賓、越南、朝鮮、蘇丹、伊朗、緬甸、烏克蘭、俄羅斯等國。中美與上述國家之間的關係往往引發彼此深度猜疑,而與它們之間的矛盾或過節也往往最終演化為中美之間的戰略摩擦。在這種情形下,中美關係如何發展有時不完全取決於中美自身。從內部環境看,兩國國內都在經歷深層次結構性改革,都在經歷國內政治社會生態的重大變遷,高層決策越來越受制於國內利益集團、網絡媒體、社會輿論。以美國為例,政治極化與社會保守化趨向愈演愈烈,經濟民族主義與社會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在這種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關係的工商界對華態度變化明顯,經常在對華施壓上叫得最凶。在中國,理性的民族主義與狹隘的民粹主義也相互糅雜,一定程度上通過塑造輿論環境影響決策環境。

上述四大變化同時發生且互為影響,其結果是中美關係已然生變。茫然無知者以不變應萬變,用舊方治新病,當然沒有療效,反而可能誤事;敏於時勢者則理當主動求新求變,正面迎接中美關係的新變局,重新確立中美關係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