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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羅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

中國缺少一些想像力

2024-02-06

中國正處於關鍵時刻:其容易出現通貨緊縮的債務密集型經濟表現不佳;中國政府捲入了與美國的嚴重大國衝突;它還面臨著人口危機。最糟糕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實施突破性的改革,而是越來越多地利用意識形態和過往的策略應對這些挑戰。它具有新意的棘手問題解決方案非常少。

過去25年的大部分時間,我一直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態度。但上面的結論並不是我隨便得出的。我在耶魯大學開設了一門課程叫“下一個中國”,介紹中國增長模式的重大轉變,即由投資和出口主導型經濟轉向國內消費驅動型經濟。

是的,我擔心中國鬆懈的社會安全網,無論是退休金還是醫療衛生,可能導致大眾因為恐懼而增加儲蓄,從而抑制消費需求。但是,我把這些擔憂視作挑戰而不是風險,仍然相信中國最終將實現經濟再平衡。

2021年,中國監管機構對互聯網平台公司進行監管,我開始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隨着這種矛頭轉向企業家,我對企業家越來越 “缺乏動物精神”提出了警告。在我的最新著作《意外衝突》里,我擔憂的範圍繼續擴大,包括習近平主席“共同富裕”概念的影響。一年前我認輸了,在《一個中國樂觀主義者的哀嘆》一文里,我認為中國政府近來對國安問題的關注將進一步影響中國經濟的活力和潛力。

我的這種態度轉變受到相當多的批評,其中很多來自長期存在偏見的美國政客和他們的媒體夥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人對辯論持更開放的態度,尤其是“下一個中國”是否看起來更像“下一個日本”的討論。過去幾個月,我對中國進行了一系列訪問。和很多高級官員、商界領袖、學者、往屆學生和朋友討論了這些擔憂後,我得出了三個結論:

首先,中國對經濟疲軟的政策反應不夠明智。目前,中國政府依靠所謂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希望實現2024年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李強總理將於3月份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這一目標)。正如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情況一樣,中國再次向市場大量注入現金,希望以此解決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融資工具、股市等方面的嚴重混亂。

其次,這種短期的逆周期策略無法有效解決中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據聯合國估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達到頂峰,到2049年將減少近2.2億。基礎經濟學知識告訴我們,用更少的勞動力維持GDP穩定增長,需要提升每一位勞動者的附加值。這意味着生產力的增長至關重要。隨着中國現在向生產率較低的國有企業提供更多支持,而生產率較高的私營部門仍面臨巨大的監管壓力,生產率加速增長的前景顯得黯淡。

最後,政府不斷加強對內部安全的關注。最近的反腐敗行動,以及對私營部門的監管都是實證。例如,遊戲行業再次受到關注。此外,最近閉幕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強調了思想紀律作為基本價值觀的重要性。

我最擔心的是中國的生產力,尤其是現在老齡化已經影響到其勞動力的情況下。生產力對資本主義經濟是重要的,對於中國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同樣重要。學術界已經提醒人們注意生產率增長的幾個重要來源——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研發、國民產出結構的跨行業變化。現代增長理論的發明者、已故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總結得相當到位,他考慮了勞動力和資本對產出的實際貢獻,將生產率視為技術進步“余值”的代名詞。

1994 年,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在《外交事務》里發表了一篇知名文章,在思考經濟發展時將索洛增長核算框架運用於實踐。克魯格曼認為,快速發展的東亞四小龍出色的經濟表現,屬於“追趕式”增長,其方法是建設新產能,同時將工人從生產率低下的農村地區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城市。克魯格曼還曾對亞洲金融危機發出了具有先見之明的警告。他當時強調,這些經濟體最終未能兌現索洛生產率余值這一思想蘊含的智慧,也就是缺乏想像力。

我最近三次訪問中國,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中國面臨著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想像力不足。根深蒂固的反周期政策思維與不斷上升的通貨緊縮風險是相互矛盾的,而人口迅速老齡化與嚴重生產率問題的交互作用加劇了這一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通過一系列法規削弱創新,並試圖從意識形態里尋找方法。如果沒有更具想像力的經濟管理方法,中國可能陷入困境,無法獲得過去改革者擁有的那種勇氣。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a's Imagination Deficit”(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