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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

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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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以後,世界市場分裂的局面結束,資金、商品、人員全球大流動,全球化飛躍發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了社會財富,一批新興經濟體乘着全球化的東風崛起,改變着世界的面貌。但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在看到其非常突出的正效應的同時,它的副作用容易被忽略。這次新冠疫情彷彿突然間打斷了全球化的進程,把負面效應突出、放大了,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全球化,應該對它作什麼調整。筆者認為,雖然疫情加強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但全球化既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不會從此消亡。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終結。但在疫情之後,甚至現在,對全球化的某些調整已經開始。筆者認為主要會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整。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會朝着更注重公平的方向調整。效率和公平,這是人類社會多少年來的老問題。過分強調效率,容易使社會兩極分化,失去公平;太偏重公平,又可能使社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停滯不前。過去幾十年里,可以說各國都比較注重效率,而社會公平的問題愈來愈突出,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在美國,全球化的“贏者”和“輸者”對立尤其明顯。社會財富大量不成比例地向著科技精英和商業精英集中,形象地表現為硅谷和華爾街,而普通民眾則沒有從全球化中獲得多少好處,中產階級中下層的地位下降了,在“鐵鏽”地帶甚至出現大量藍領失業的現象。2011年美國就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反對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疫情之後,一個普遍的趨勢是使政策更加體現社會的公平、縮小貧富差距,因為只有更加公平的增長才是可持續的。對市場要提供有效的引導,使其提供更公平的結果;政府可以通過經濟和稅收政策實現二次分配,使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更多的保護;對公共福利、養老保險、醫保等涉及每個人利益的社會生活要給予更多的重視和投入。

第二,在利益和安全之間,會朝着更注重安全的方向調整。資本要追逐利益,哪裡利潤高就投向那裡;商品需要市場,哪裡價錢好就賣到那裡,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中,為了最大的效益、最大的成本與產出比,許多商品的產業鏈、供應鏈都拉得很長,如蘋果手機從設計到最後裝配,有43個國家和地區投入其中。在這次疫情中,起先是中國疫情暴發,導致停工停產,對國際產業鏈產生衝擊。及至中國恢復了生產和供應,別國又發生了疫情,尤其是那些深度參與全球化的歐美國家發生了疫情,又對全球產業鏈產生了一次衝擊。由於美國這些年來加大外包力度,其防疫所需物資多半依賴國外,尤其是中國。一些美國人於是考慮,不能把與民眾生命安全直接相關的產業太多外包,美國聯邦緊急署已經與有的企業商量,要它們轉產重要的防疫物資和醫藥產品。美國自己生產的這些商品可能比從中國購買的貴些,但生命安全比價格更重要。筆者以為這種調整是可以理解的,它與一些人鼓吹的中美“脫鉤”不是一碼事。

第三,產業鏈的區域化調整。與上面的問題密切相關的是,除了生命安全外,疫情也暴露了國家安全的脆弱性。一旦發生疫情這樣的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或因為別的原因,導致供應鏈斷裂,國家安全就面臨危機。當前,由於供應鏈的問題,美國的F-35殲擊機不能正常生產。現在各國的相關企業已經在考慮如何縮短產業鏈的問題。筆者以為,疫情過後,世界很可能形成三個產業鏈中心:北美(美墨加)、歐洲和東亞(中日韓)。大體說來,價值鏈中70%的核心部件和半成品將可由本中心提供。特朗普任內達成的美墨加貿易協定已經為北美產業鏈中心奠定了基礎。歐洲各國本來就是深度一體化的。中日韓三國都是貿易大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很深,近年來自貿協定的談判風雨兼程。疫情可能促使三方提前達成協定。自然,這裡所說的產業鏈中心是相對的,不是相互隔絕的,相互之間也會有許多互補性、依賴性。

第四,在國家讓渡主權與維護經濟主權兩者之間向更多維護主權的方向調整。在全球化過程中,主權國家都讓渡了一部分主權,自然也都享受了別國讓渡的主權。聯合國、國際組織、國際條約都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大的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也對國家權力形成制約,成為全球化和國際政治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世界產業鏈的形成主要是企業行為、市場行為,企業是真正的主角。奧巴馬政府就想實行“內包”,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後,命令美國跨國公司回遷美國,但應者寥寥,這都是企業對政府權力限制的例證。在後疫情時代,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可能提出更多維護各國經濟主權的問題,對全球化的規則進行若干修改,全球化可能進入2.0時代。

總之,在後疫情時代,全球化仍將繼續,這個趨勢不會變,但對某些規則做法會進行調整。我們既要對這種調整抱持開放的心態,予以理解,又要繼續反對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