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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存在新的冷戰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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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在談論美中之間的新“冷戰”。我看不出來。之所以拒絕這種誇張的說法,是我深知美國比特朗普總統更重要。特朗普這麼做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不顧一切想贏得連任,因此急於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中國,或者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他着急甩鍋的意圖自當有目共睹。在特朗普發出喧囂和憤怒言辭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強烈渴望回歸正常,甚至是比之前讓他在2016年大選中獲勝的“正常”更正常。

回歸常態也必然令美中關係恢復到比特朗普執政這些年來更加正常的狀態。當我們考慮特朗普之後的美中關係時,同樣重要的,是美國人要記住中國也比其國家主席習近平更重要。每一個國家的重要性都超過它的領導人,甚至它的執政黨。

我所教的,是國際關係課的一個分支,叫“國際政治經濟”(IPE),它的關注重點是國與國之間如何通過廣泛的往來彼此聯繫,這其中不僅涉及政府,也涉及全體民眾和經濟。在IPE領域,我比我的許多同事都更強調私人的力量和策略,因為我堅信,如果你不了解一個社會當中巨大的私人力量的利益和能動性,你就無法理解它的政府,也無法理解其政策,因為那些都來自於他們所管治的社會。在應該如何與外部世界接軌的問題上,每個社會內部都存在着衝突,但它首先得存在於整個社會,然後才能賦權或者限制政府去做什麼。用國家領導人或軍閥式統領的形象來代表整個國家,這很容易,但是在一個很大程度上由經濟發展而不是軍事征服決定未來的世界裡,這是荒謬可笑的。

美蘇之間的原始冷戰,雙方各有盟友和附庸,它並沒有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夠糟了。每一位世界領導人都明白,重複使用核武器毫無意義。愛因斯坦有句名言:“第三次世界大戰用什麼武器我不知道,但第四次世界大戰會用到棍棒和石頭。”那將是文明的終結。我們甚至可以從這個角度把冷戰看成一個非常積極的時代:儘管雙方激烈地相互對峙,但美蘇兩國都明白,必須要和平共處,至少超級大國之間要這樣。冷戰最可取之處就是“冷”,而不是“熱”。

結束原始冷戰的方法與今天防止複發新冷戰的方法一樣:經濟上相互依存。關於原始冷戰結束的原因,有一種錯誤說法,包括羅納德·里根態度強硬,以及他增加了軍費開支。事實上,他的政策是想延長冷戰。而起到顛覆作用的,是鮮為人知的公眾政策,尤其是私人政策,這些政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蘇聯集團均創造出強大的尋求共同繁榮而非共同毀滅的互動誘因。冷戰剛開始的時候,因為世界大戰期間由國家管控貿易,蘇聯集團已經是與全球經濟分割開的,但到冷戰結束時它又重新融入了全球經濟。

蘇聯和東歐更加融入全球經濟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到70年代加快了步伐,當時蘇聯成為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1984年蘇聯到西歐的一條天然氣管道竣工,這為它的主要精英層從上層顛覆蘇聯創造了財富和條件。歐洲內部不記名債券的急劇增加,給蘇聯新興資本家在西方藏匿巨額財富提供了一種隱蔽的方式,從而有效地瓦解了單一的國家計劃。我就不在這裡詳述所有這些政策和誘因了,更多詳細內容可以去看我的《國際政治經濟:戰爭與和平事業》一書中的第13章。不必說,冷戰後期經濟一體化的凈效應,創造出了大量經濟上的互動誘因去推動合作而不是冷戰。求生的需要使冷戰不至變為熱戰,而雙方對繁榮的渴望讓冷戰終結,如今,它也降低了冷戰捲土重來的可能。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它處於經濟的中心位置,不像舊有的蘇聯集團那樣處在被孤立的外圍。世界多數中國以外的大公司都在中國有廣泛的業務,因此,有中國參與的全球合作對它們來說事關重大。儘管在全球商業體系的規則細節上總會有爭議,但這些都是實施細節,而不是生存挑戰。

擂響新冷戰戰鼓的不僅有特朗普,還有一個由國家安全和互聯網電信生意組成的聯盟。我之所以說“生意”,是因為它的支持者要麼是暫據政府要職,要麼就是公司的董事會。這種競爭與偽裝成“國家利益”的全球商業巨頭不無干係。艾森豪威爾總統警告的“軍工聯合體”已經演變成了一個“軍事-互聯網-電信聯合體”,它們的利潤來自公眾對壟斷勢力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收集私人信息並使之商業化的默許。互聯網、智能手機和“人工智能”革命讓權力可以前所未有地集中。保守派專家認為這是“深暗勢力”的陰謀,但更準確地說,它是谷歌、臉書等新興互聯網巨頭的商業模式,它開創了不受管制地通過集中商業信息和商業權力謀取利潤的先河。

中國已經融入戰後自由世界秩序下的全球商品經濟,而它也是最強烈地抵制美國互聯網電信巨頭全球主導地位的地方。起初,中國確實保護和補貼了自己的私營互聯網電信公司,以防它們在初生階段過早夭折。現在這些公司是如此成功,如果允許它們按照自由秩序規則競爭的話,它們有可能在世界許多地方打敗價格高昂的美國壟斷電信企業。為此,美國壟斷企業勢力的捍衛者們製造虛假的“國家安全”恐懼,在商業上孤立中國競爭對手,因為它們不願意放棄壟斷利潤,不願用更低的價格和更好的服務去自由競爭。商業競爭才是空談“冷戰”的真正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