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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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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中國靠什麼穩住外資?

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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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是否系統性撤離中國是當下中國最受矚目的話題之一,但這並不是一個新話題。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是否已度過“劉易斯拐點”日益受到關注,加之全球製造業有收縮趨勢,人們一度擔心外資大舉撤出中國。但近年來的情況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近年來,受全球需求萎縮及各國限制性投資政策影響,全球海外投資持續低迷。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FDI(外國直接投資)為13940億美元,比2018年又下降1.3%,但同期中國FDI為140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0.7%,佔全球FDI份額進一步升至10%。今年以來,中國受新冠疫情影響實際使用外資同比下降,但4月份由負轉正,同比增長8.6%,是當為數不多的月使用外資同比增長的國家之一。

對外資企業而言,重塑高度分工的全球產業鏈是一個需要大量資金和時間的複雜過程,不會因為某國政府的“搬家補貼”而改變長期戰略決策。靠近產品市場、優質的要素資源、配套的上下游產業鏈,及友好的營商制度環境,是大部分企業做投資決定時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難以否認的是,中國當前正面臨更加複雜和不確定的國內國際形勢,這對吸引並穩定外資形成了巨大挑戰:

其一,疫情之後對國際市場資源的爭奪會更趨激烈。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疫情及其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有可能使今年全球FDI降幅高達40%。海外市場“蛋糕”逐步縮小將進一步加劇國際間的引資競爭。

其二,營商制度環境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突出。隨着近年來中國人口等傳統要素紅利不斷衰減,加上綜合成本上升,中國的成本比較優勢已經大打折扣,迫切需要在商事制度、貿易投資便利化、監管制度等領域重構新的競爭優勢。

其三,《外商投資法》作為外資“基本法”還須不斷完善,從立法頒佈到切實完善和推行還將面臨諸多問題。如何協調現有法律體系下一般法和特別法、全國和地方、新法和舊法的衝突,如何在持扶本土企業與兌現外商投資制度開放之間找到平衡點,如何謀取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共贏局面,這些都非常具有挑戰性。

其四,以自貿區為突破口的新一輪制度性開放迫在眉睫。中國離高水平開放相去甚遠,國內能夠比肩全球高水平自貿區的地方並不多。原因是中國在要素自由流動、金融體制、監管體制等方面還有諸多障礙,自由化程度較低。特別是現行大部分自貿區基本依然沿用出口退稅、保稅加工等保稅區優惠政策,難以形成稅收價值窪地,與“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新加坡、香港、迪拜等世界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相比不僅稅負較高,也缺乏更具鼓勵性的政策。例如,新加坡就對鼓勵類產業和企業實行有選擇性的稅收減免支持。

最後,中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外部“規則壓力”。2018年以來,諸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日本-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美墨加三國協定(USMCA)等超大規模的自貿區協定相繼生效,並呈現出高標準、全方位、廣覆蓋以及強排他性等特徵。這些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深化了關稅減免、貿易投資便利化等傳統議題,更在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保護、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競爭政策和國有企業等新議題上掌握規則主導權。中國如果不在這些新規則領域大力度改革,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規則合圍”,甚至被排斥在新一輪國際規則體系制定之外。

未來的全球競爭歸根結底是規則的競爭。“穩住外資”並非一個短期政策激勵問題,它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需要更強有力的倒逼機制。中國應以《外商投資法》及配套法規的實施為契機,引入“競爭中性”原則。例如在許可制度、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產業政策、競爭政策、國企改革、營商環境等領域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監管模式以及更加透明的政策執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