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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現德國柏林自由大學高級訪問學者

東亞公共衛生治理機制建構和地區共同體認知培育

20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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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G20領導人舉行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就全球共同抗疫情達成共識。27日,中美領導人通電話,習近平主席強調中美應該團結抗疫,特朗普總統則承諾確保美中兩國排除干擾,集中精力開展抗疫合作。全球團結和中美合作對於人類共同應對這次大規模公共衛生毋庸置疑很重要,與此同時,處於全球和各國國內層面間的地區合作抗疫,扮演着有機鏈接各國與全球之間凝聚共識和協調政策的橋樑作用。3月20日,在中國倡議下,中日韓三國外長就新冠疫情舉行特別外長會議,三方同意探討相互銜接的聯防聯控機制,儘早召開三國衛生部長會議,並加強信息共享與藥物和疫苗的開發合作。東亞地區如能利用此次共同抗擊疫情機會,化危為機,將會對東亞地區一體化產生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危機催生的東亞一體化

東亞地區一體化源於危機。1997-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凸顯僅依靠IMF等傳統多邊金融機制不能有效防止和應對東亞地區發生的經濟危機,以及由此派生的社會危機。金融危機中,以東盟+3(中日韓)為基本框架的東亞合作機制應運而生。從金融領域看,儘管日本提出建立東亞貨幣基金組織由於各種原因沒能實現,但此後建立的“清邁倡議”及後續各種地區性安排逐步完善。1999年,中日韓三個東亞最大經濟體也開始逐漸探索三國合作機制性建設。進入2000年代,以東盟經濟共同體和東盟-中國、東盟-日本自貿協定等為代表的地區自由貿易合作機制建設也取得很大進展。在金融和貿易地區一體化的基礎上,東亞國家還建立了各種功能性領域的地區合作機制,以及各種層級的磋商框架。其中最為重要的成果,是東亞國家首腦聚集一堂的東亞峰會成為年會,這對東亞地區合作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引領作用。

東亞地區長期以來由於殖民主義、冷戰對峙而互不了解、不熟悉、依存度低,從過去20年的合作歷程看,正是因為發生了危機,東亞國家抓住機會在“轉危為機”的過程中深化了地區一體化。儘管東亞地區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各國利益攸關命運相連的地區認知已經從質和量兩個方面發生了跳躍式提升。

包容性地區治理和共同體認知

作為聯合國系統下的國際組織,世衛組織毫無疑問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扮演領導者的重要角色。世衛組織有194個成員,在世界各地設有地區和國家辦公室,但它在應對發生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公共衛生問題時候有明顯的局限性。世衛組織的關注重點是全球範圍內的公共衛生議題,覆蓋面廣,很難對世界各個地區發生的如此多樣化的公共衛生問題持續關注和跟蹤,這個短板就需要地區性公共衛生治理機制來補充。

通過此次抗擊疫情我們可以看出,中日韓三國在有效控制擴散方面都做的不錯,積累了寶貴經驗。從較低病亡率和較高治癒率來看,三國的醫療衛生技術水平也相當高。除了抗疫和藥品開發合作外,三國合作還將有助於公共衛生地區性預警機制的建設。如果說東亞合作到目前為止主要是東盟牽引的話,那麼以此次抗疫為契機,中日韓攜手行動構建地區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的努力將為地區一體化提供新動力。

東亞地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多樣性,各國存在社會制度、人口數量、經濟發展程度等差別。這就意味着東亞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無法搞一刀切,要確立具有包容性的日程。此次疫情爆發後,中日韓三國特別是中國無論在醫療資源調配和動員速度上都體現出巨大的能力和決心。但東亞很多國家並不一定具備這樣的實力。如果疫情在經濟社會基礎相對薄弱的國家擴散,那麼後果難以預料。因而,東亞公共衛生地區合作的一個重點就是如何幫助本地區最脆弱的國家儘快建立自身對應能力,同時建立東亞地區援助機制。正如此次疫情中我們看到,患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容易重症化,是各國國內的“脆弱人群”,同樣,對東亞地區的“脆弱成員”也要關愛,這樣才能鞏固東亞各國對地區共同體成員的認同。

東亞的地區建設一直是在危機中發展。東盟在越南戰爭中誕生,為的是避免發生越戰那樣的慘劇;東盟擴容在柬埔寨危機解決進程中實現;東盟+3框架在應對東亞經濟危機中成長。同樣,此次疫情也為東亞地區培養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的機會之窗。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此次疫情中,東亞國家政府、媒體和民眾相互援助,沒有出現一些國家對疫情污名化和甩鍋的言行,這對防止國際上抗擊疫情的“本國優先”形成有效牽制,也為構建全球共同抗疫的積極社會和輿論環境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