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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尚進 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戰勝COVID-19和經濟疫病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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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的時候,我曾預測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的傳播將於2月份的第二或第三周出現拐點。事實上,2月22日以來中國的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一直在減少。最近幾天,除了抵達中國的國際旅行者,本地已經沒有新增病例了。不幸的是,中國境外新感染正在快速增加,有可能給公共衛生和全球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面對疫情,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從中國和其他率先受COVID-19衝擊的國家吸取幾條有用的經驗教訓。它對於那些還未經歷疫情大爆發的國家尤為有益。最重要的是,它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首先,政府和公共衛生主管部門必須在大爆發出現前加緊準備。COVID-19襲來時,試劑盒、口罩、酒精濕巾、防護服、病床和生命維持設備的需求量會激增。歐洲和美國沒有很好地利用自己六個星期的準備期,但其他國家現在就應當做好準備。

如果本國國內這些物資的供應有限,各國應考慮從中國、日本和其他地方增加進口。畢竟,這些產品大多無關高科技,許多國家都可以製造。特別是中國正急於恢復生產,當地工廠有能力,可以迅速應對全球需求的激增。

另外,在疫情大規模爆發的情況下,各國的國家應急計劃應確保有足夠數量的病床,尤其是ICU病床。如果國家計劃不可行或不充分,政府就需要考慮迅速興建新的醫院,必要的話可以讓外國公司參與。

公共主管部門還必須儘早、明確、有說服力地告知公眾,如何通過個人衛生和社會隔離儘可能減少病毒傳播。新加坡的衛生官員甚至總理都向公眾提供了準確的醫療信息,他們是值得效仿的典範。

關鍵在於,一旦有爆發跡象,政府必須儘早果斷行動,強制實行社會隔離。正如硅谷企業家托馬斯·普約所表明的,這類步驟在中國已經奏效,對許多其他國家來說可能也是必要的。

為了減輕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某些影響,政策制定者必須向勞動者、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迅速的緊急援助。COVID-19在短期內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甚至可能對某些行業產生中期影響。

工廠停工帶來的負面供應衝擊,會通過供應鏈傳導給世界各地的下游部門,包括目前尚未出現大規模COVID-19疫情的國家。而且,疫情使收入和需求萎縮,這將影響到各地的上游部門。由此導致的企業收入和商業信心下降,可能使產品和服務需求出現螺旋式下滑。為了防止衰退預期的自我實現,政府必須迅速推出緊急計劃,包括暫停支付稅款和利息,為勞動者提供財務支持和健康福利保障,為銀行提供財政援助。

各國還需充分(或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強大的在線購物可以抵消零售商和工廠面臨的部分經濟困難,但這需要網絡的廣泛普及、企業和家庭對數字支付的廣泛接納,以及高效而廉價的配送體系。中國幸運地具備所有這三個條件,但許多發展中國家並不具備。因此,它們的政府應考慮緊急改革服務業,允許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幫助它們儘快建設基礎設施,以推進國家公共衛生目標。

至於經濟刺激,在應對全球經濟衰退方面,一項國際協調方案比各國單打獨鬥更有效。財政刺激方面尤其如此。當一國政府減稅或向困難家庭提供臨時財務援助的時候,其國內需求的增長有可能通過進口的增加“外溢”給外國生產者,這種溢出效果在那些依賴進口較嚴重的中小型經濟體格外明顯,從而導致它們不願採取足夠的刺激措施。

而國際協調有助於解決這一問題。一旦所有國家都增加總需求,匯率就不必大幅變動,全球需求的增長就會讓各方獲益。在這方面,G20或IMF可以發揮關鍵的協調作用。

最後,降低關稅及非關稅貿易壁壘也有助於抗擊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目前,多家主要央行已將政策利率降到接近於零,因此無法有更多作為。然而,許多國家仍維持着各式各樣的貿易壁壘,既增加生產成本,也減少了國內家庭的實際收入。

雖然經濟衰退的風險常常誘使政府進一步提高貿易壁壘,但要想增加全球產出和就業,就需要反其道而行。與財政擴張一樣,協調的貿易自由化提供成功的最佳機會,因為每個國家對外國企業的“讓步”也將改善本國公司進入外國市場的機會。WTO和G20需要加強這方面的領導。

COVID-19疫情有可能給世界帶來災難。但這場危機也為各國政府提供了實行政策改革的難得機遇,不僅應對短期的公共衛生挑戰,而且提升全球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

雖然中國人其實並沒有創造這種有趣的說法,但事實是,中文裡的“危機”一詞是由“危”和“機”兩個字組成的。各國政府應當把握時機,不要浪費COVID-19危機帶來的機遇。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Beating COVID-19 and the Economic Pandemic”(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