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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源遠 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政治學教授

沒有看到減貧的全貌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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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0日,貧困兒童在安徽省阜陽市一家當地企業贊助的活動中領取冬衣。(圖片:王彪/中國日報)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以表彰他們針對減貧所採取的實驗性方法。評審委員會稱,這些經濟學家借鑒了醫藥學的隨機對照試驗法,來檢測具體的干預措施能否“大大提高我們抗擊全球貧困問題的能力”。

雖然一些人慶賀這種用來解決老問題的新方法得到認可,但另一些人則懷疑,像評審委員會所說的,“把這一問題切分為較小的、更容易管理的問題”,這樣真的能大規模地減少貧困嗎?在這場辯論中,顯然少了中國的經驗,而中國佔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脫貧人口的70%以上,可謂現代史上最成功的案例。

過去40年,中國有超過8.5億人擺脫了貧困。然而正如北京大學的姚洋所指出的,這一切“與隨機對照試驗法無關”,也不是靠給窮人發放救濟,它是國家快速發展的結果。

鄧小平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實行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放開私營部門,歡迎外來投資,擁抱全球貿易。隨着成百上千萬農民從田間轉移到工廠,他們賺到工資,有了儲蓄,並把子女送進學校。再加上私人創業大潮的興起,從而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

但姚洋沒有承認的是,伴隨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減貧記錄,還出現了兩個嚴重的問題:不平等和腐敗。習近平主席2012年上任時,中國的基尼係數(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標準,0代表最平等,1代表最不平等)已達0.47,比英國和美國都高。一份中國家庭研究報告甚至顯示中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61,幾乎與南非持平。

水漲船高,但其中一些船會比其他高很多。所以,當成百上千萬中國人剛剛脫離貧困線的時候,少數個別人已經一躍而成為富豪。他們不只是靠運氣,或者企業家精神,儘管中國的一些富人是靠辛勤工作和敢於冒險積累起財富,但也有其他的很多人,他們致富靠的是巴結那些願意用手中的特權來收受賄賂的官員。

認識到極度不平等和裙帶風所構成的危險,習近平同時發起了兩項運動。一個是採取就業安置和福利補助等“精準”扶貧措施,力爭到2020年消除農村貧困,另一個目標就是根治腐敗。在習近平領導下,150多萬名官員受到處分,其中包括一些最高級別中共黨員。

中國經驗對發展經濟學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儘管隨機對照試驗法及其評估的針對性項目可以起到減貧的作用,但是,實現大規模減貧的最強有力的手段還是經濟增長。正如牛津大學蘭特·普里切特的研究成果所顯示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年收入中位數超過1045美元之前,能讓3/4以上家庭每天的生活費超過5.50美元。

因此,任何對大規模減貧有興趣的人,都應該通過研究歷史、政治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通過系統性思維(聯繫發展戰略的方方面面),去了解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如果像迪弗洛和班納吉所說的,隨機對照試驗法像相當於“管道”,那麼,系統性思維就是對整個排水系統的規劃和檢修。簡單說就是,我們不能沒有全局觀。

中國發展經驗的第二個啟示是,增長不一定都是公平的。需要有福利項目,同時提供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以此來大範圍地分配經濟增長產生的收益。在這裡,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幫助,可以利用隨機對照試驗法,去評估針對性干預措施的效果。

最後,適應性治理是至關重要的。與姚洋認為中國經濟成功是由於遵循了“古典經濟學家的建議”相反,中國實際上否定了許多標準的政策處方,尤其是西方式民主是發展之必要條件這個信條。

這並不意味着像許多人以為的,中國的繁榮是因為威權統治。在毛澤東的獨裁下,中國蒙受過災難,包括大躍進時期的大飢荒。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真正秘密是“指導下的即興發揮”,即地方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進行政策試驗。

概括地說,消除貧困的關鍵是包容性增長。它的實現,需要把促進國家發展的宏觀政策措施,與解決具體問題的微觀計劃結合起來。新興經濟體必須調整發展戰略,以適應21世紀的挑戰,尤其是技術變革和氣候威脅。這需要做各式各樣的研究,採用各種各樣的手段。萬能靈藥是不存在的。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Missing the Big Picture on Poverty Reduction”(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