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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對中國政治經濟的持續誤解

201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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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路透社。

西方對中國的看法一直是矛盾的。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里,人們的爭論焦點是中國會不會全面融入自由國際秩序,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與之相反,對華鷹派人士則把中國看作美國要面對的最根本挑戰,認為中國將成為企圖推翻現有秩序的“修正主義”力量。

到2015年的時候,很明顯,美國以前採取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不佔上風。爭論無可挽回地轉向了。華盛頓很少有人還認為中國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融入自由國際秩序。如今的爭論焦點,是應當如何面對中國政治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美國是否應該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全面脫鉤,並像冷戰時期那樣實行遏制戰略?或者,華盛頓是否應該加大對中國施壓,迫使它遵守某些規則?這中間能夠與其他大國相互協調當然是最好的了。

雖然爭論有所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也愈演愈烈,但西方在分析中國挑戰的本源方面,仍然具有誤導性,是片面的。不了解這種挑戰的性質,就很難制定有效的政策去應對。中國全球實力日益增長的性質,最好是放到政治經濟範疇中看,也就是說,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型資本主義的出現是全球性的,而它的組織原則和意識形態又與歐美現在的資本主義形式有很大不同。

我把這種新型資本主義稱作“中國式資本主義”。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首先是國家發揮更大的作用,市場則被當作創造競爭壓力、分配商品與服務、實施經濟升級的潛在有效工具,但這隻適用於市場未出現混亂趨勢,未產生巨大外部效應的情況,市場還必須由積極的、有時甚至是干預性的政府來“治理”。

其實,政府的協調和控制,是由中國日益成熟和影響力不斷擴大的私人部門來平衡的。目前,所有重大的技術創新主要都是由私人企業推動。雖然華為公司與政府走得很近,但它仍然是私人首創並按企業家精神創辦的一家私人公司。所以,在“中國式資本主義”下,存在着兩種勢均力敵力量的獨特平衡,或者說對立統一: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私人首創精神和企業家精神。

由於這樣一種安排,所以“中國式資本主義”既包括(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要素,也包括政府強力指導要素。它是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經濟力量,但絕對不是試圖顛覆現有秩序的修正主義力量。中國經濟還是要依賴健康的全球經濟和與之相關的治理規則與規範。

就算用“有選擇的修正主義”來描述中國,也還是有誤導性。當然,對自由國際秩序中的人權和傳播自由民主原則,中國十分抵制,但北京一直在努力抑制或引導這類活動,而不是推翻現有的機制,其政策目標是慢慢地改造國際秩序,使它更加符合中國的利益。

這在全球政治經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這方面,中國並不想全盤推翻主要的機制安排,它的首選方法是從內部施加影響,就像中國已經可以在聯合國獲得成功那樣。假如這種方法行不通的話,比如像世界銀行和IMF那種治理安排,那麼,中國所創建的新機構(如亞投行)在格局和理念上與現有機構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中國在靠攏自由國際秩序的規範與機制時,僅僅是有自己的改革議程,那究竟是什麼促使西方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呢?對於中國在美國形象的改變,一些人追溯到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但其實比這更早。其他人則認為,這種改變是因為習近平上台,還有他的“新時代”和“中國夢”言論。這種觀點認為,就算美國是挑釁者,但中共對憲政、自由民主和公民社會等“西方概念”的質疑和否定,預示着它自己的“脫鉤”版本即將產生出結果。

這種看法不能說不對,但它忽略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雖然習近平掌權後政府對經濟事務的控制加強,但經濟改革還是取得了進展。過去幾年的許多舉措,都是尋求使“中國式資本主義”更加規範化、制度化,這一進程在所有經濟體的發展中都是常見的。在許多政策領域,包括電力行業,最重要是金融業,實質性的自由化(或市場改革)已經在發生。

其次,對中國來說,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創造繁榮社會,都取決於中國私營部門的活力。在許多關鍵的研發領域裡,包括IC芯片、人工智能、替代能源、電動車、互聯網等,中國的私營部門都處在創新的前沿。當然,政府對眾多私人企業的活動給予貼補和扶持,讓政府和私人企業建立起共生關係(這也見諸韓國和台灣的相同發展階段),但它並不代表中共正在把私營部門變成政府的附屬品。

簡單說就是,在習近平時代,人們仍能看到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導與自下而上的私人首創精神共存。雖然地方政府的行動受到了限制,從環境到勞工領域,許多傳統的私企部門受到新監管執法的衝擊,但中共仍然要依靠私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換句話說,習近平振興中華和實現“中國夢”的大計,與私人資本積累的活力是密切相關的。

中國正在進行增強政府作用的體制內改革,與此同時,它也在改善私人企業尤其那些技術前沿企業的經營條件。雖然習近平上台以來政策出現了重大轉向,但西方情緒的惡化不能完全歸因於這種轉向。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邏輯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相反,重塑西方對中國看法的關鍵因素,是“中國式資本主義”的規模不斷擴大,以及它所產生的全球影響,權且稱之為“中國式資本主義的衝擊”吧。如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無所不在,無論是金融領域、產業領域,還是技術領域。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西方心態變化所反映的,是對中國潛在未來的更現實的評估。但是,由此引發的爭論卻依舊被片面的觀點所主導,這些觀點讓人聯想到某種邪惡的國家資本主義,它不公平地竊取技術,或者說,它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低效龐然大物,早晚會轟然倒下。

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西方特別是美國需要學會與一個包含某種資本主義形式的主要政治經濟體共存,這種資本主義形式與歷史上任何時期所出現的都截然不同。可以給中國施加壓力,要求它改革經濟,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為西方企業創造機會,然而,試圖徹底推翻它的制度,或者寄希望於它在不久的將來崩潰,那是對“中國式資本主義”的運作和中國未來潛力的極度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