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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太願景的私立化

2019-06-13

在最近一次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代理國防部長帕特里克·沙納漢承諾,面對中國在亞洲的行為美國將不再“躡手躡腳”。他還警告說美國將會使用新的“高壓工具包”。

然而,特朗普政府所說的“分攤負擔”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亞洲的經濟體應當從五角大樓承包商那裡增加“購買美國的”軍事硬件,哪怕這樣做會分裂該地區,破壞亞洲世紀的希望。

私人的軍事利益如何左右五角大樓的印太政策呢?

預算策略中的2049計劃、阿米蒂奇和中國

今年1月才履任的代理防長沙納漢是“新”美國印太戰略的代言人,但並不一定是該戰略的設計師。這一戰略應該歸功於史蒂夫·班農,特朗普總統的前首席策略師,美國極右勢力的主要發言人。班農在2016年曾經預測說,美國與中國十年之內必有一戰。為了給戰爭之路提供保障,在被迫離開白宮之前,班農得以讓他提名的候選人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被任命為五角大樓的亞洲事務主管。薛瑞福目前的職位是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多年來,薛瑞福一直被當成“中國的批評者和台灣的朋友”。本世紀初,這位退役軍人曾經為布殊-切尼競選班子的亞洲政策團隊工作,直到副國務卿理乍得·阿米蒂奇任命他為自己的幕僚長。阿米蒂奇出色的職業生涯因為道德敗壞而失色——從被指控在越南參與海洛因交易和上世紀90年在伊拉克搞政權更迭,到“普萊姆特工門事件”和不顧美國的政府指定購買政策,推動對台灣的軍售。

2008年二人創建2049項目研究所的時候,阿米蒂奇成為主席,他的門生薛瑞福是總裁。十年來,該研究所一直在努力推動以更嚴厲的外交方式對抗中國,同時增加對亞洲國家的軍售,尤其是對台軍售。這一立場曾經導致當選總統特朗普在12月給蔡英文總統打了那個有爭議的電話。

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之後,薛瑞福5月份提交了五角大樓的2019中國軍力報告。報告認為中國已經着手開始一項為期30年的計劃,以超越美國,成為印太地區的主導性軍事力量。在不明觀察的基礎上,報告誤以為——或者是有意進行歪曲——中國的目標是到2049年成為世界級軍事力量,正像新保守主義者所擔心的,他們認為中國試圖在全球舞台上幹掉美國。

有經驗的退役軍人很快認為這是虛張聲勢。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參謀長勞倫斯·威爾克森上校稱這份報告是“虛偽”之作。“全都是為了錢,”威爾克森說。“這是一個預算策略。”他還警告說,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好鬥態度,提高了看似“不可避免的”對抗的可能性。

然而,預算策略對五角大樓的承包商來說意味着大買賣,這些承包商在特朗普時期大發利市。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安全事務負責人李大維今年5月會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見面。這次會面是美台高級別安全官員40多年來的首次會晤。

如果說,五角大樓關於中國軍事擴張的報告是虛偽的,新印太戰略全是為了錢,那麼,就讓我們追蹤一下這些錢的來龍去脈。

印太賺錢機器

在今天的五角大樓,國防部和它的承包商之間常常有一個旋轉門。就連防長沙納漢都是一個好的例子。在進入政府之前,他曾在波音這家美國最大的軍事出口商服務30餘年。特朗普挑選他負責大規模的軍事裝備重建後,由於被指控代表波音不恰當地宣傳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他在今年3月成為國防部總監察長辦公室的調查目標。一個月後,還是這個五角大樓又為他洗清了罪名(假設國防部是可以進行自我管理的)。

不過,相對於2049項目研究所來說,這只是小事一樁。這家研究所的金主包括美國主要的防務承包商(BAE、洛克希德、諾斯羅普)、美國政府機構(美國國務院)、在混合戰爭和政權更迭中發揮作用的准政府組織(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國家民主基金會、蘭德公司)、外國政府機構和准獨立智庫——其中大多數代表着台灣和日本的鷹派防務勢力(見表1)。

表1 2049項目研究所:部分資金“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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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49項目研究所

更重要的是,理乍得·阿米蒂奇和薛福瑞創建2049項目研究所的時候,並沒像許多人那樣成立一家遊說公司,而是成立了一家諮詢公司。遊說公司會受重大披露要求的限制,而諮詢公司則不然。這種安排導致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平行結構,使薛瑞福(以及他的幾位同事)可以成為阿米蒂奇國際諮詢公司的合伙人,哪怕他需要把一半的工作時間分配給2049項目總裁的工作。在五角大樓,薛瑞社已經做過道德免責聲明,但正如調查記者報道的,這個聲明並未附帶適當的適用範圍。

事實上,2049項目似乎並不像它所聲稱的那樣,是獨立的“非營利性研究組織”。相反,它的精明安排確保了最小限度的公開披露,以及最大限度的來自私人客戶的現金流(表2)

表2 2049項目與阿米蒂奇:影響力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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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美台關係撈錢

長期以來,對阿米蒂奇和薛瑞福來說,台灣一直發揮着中心作用。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通過班農,薛瑞福得以進入特朗普的白宮(阿米蒂奇在2016年大選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頓)。到2018年夏季,薛瑞福宣布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合作夥伴。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重新定義為事實上的“二個中國”政策。

繼阿米蒂奇之後不久,研究所執行董事馬克·斯托克斯和美國前太平洋艦隊司令、退役上將斯科特·斯威夫特率2049項目研究所代表團訪問了台灣總統蔡英文的辦公室,蔡英文則“藉此機會感謝阿米蒂奇和斯威夫特長期以來對台灣的支持”。

這種支持在多個層面展開。在加入2049項目研究所之前,本人是退役中校的馬克·斯托克斯就曾擔任雷神國際的副總裁兼台灣部經理,這是一家主要的防務承包商。他還曾在“熱衷於加強美台關係”的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董事會任職。

薛瑞福本人在進入國防部之前是美台商會董事會成員。隨着美國與華為公司的衝突蔓延到半導體,這種關係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五角大樓更希望把中國與台灣的產能分隔開。美台商會還舉辦美台國防工業年度會議,以往的會議發言人包括2049項目資助者和有爭議的遊說者,如“獵戶座戰略研究中心”。

美台商會會長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也是2049項目董事會成員。除了美台商會和2049項目,他還是Bower Group(亞洲) 的台灣董事總經理,負責該集團在亞洲的防務和安全業務。而Bower Group參與了數個據說獨立的東盟智庫,以及總部在美國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薛瑞福也是這個中心的高級政策顧問。Bower Group還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亞洲海事透明度倡議”以及美國-東盟商會有關聯。

丹·布盧門撒爾也是2049項目董事會成員。他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主管,作為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曾參與策劃對伊拉克的入侵以及隨後的災難性佔領。布盧門撒爾還是神秘的“約翰·海伊倡議”成員,這個“由250多名外交政策、國防和情報專家組成的志願者網絡為當選官員和公職候選人提供建議”。

“約翰·海伊倡議”的名字取自約翰·海伊,他在19世紀90年代制定了“門戶開放政策”,允許美國保留“反殖民”形象,雖然它從對中國的殖民掠奪中獲益。薛瑞福的印太戰略看來是要步其後塵。

在2049項目研究所,薛瑞福及其同事敦促美國做好準備,應對中國的領土入侵。在阿米蒂奇國際諮詢公司,他們向願意花錢準備對抗此類入侵的客戶提供服務。在五角大樓,薛瑞福想必是“監視”着中國的這類活動。

這是一個精明的安排,它允許公司——國內的、國外的、軍工的、非政府組織的,隨你挑選——像遊說者一樣提出政策立場。而且,這一切就發生在美國政府的最高層,並拿中立的建議作幌子。

這不利於美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主權權益與人民,並且有可能釀成悲劇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