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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由主義的緩慢消亡

2019-06-12

大多數專家將中美貿易衝突視為一個特殊事件,有其特定的原因,所以可能也有特定的解決方案。我對此愈發感到懷疑。它所體現的是全球政治經濟自身內部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設計出來的自由世界秩序逐步並且成功地得到實施,1995年WTO的創立就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如今,這一秩序已經無法適應21世紀的新挑戰。

自由主義並不是因為失敗而消亡,而是因為它成功得太徹底,以至於舊問題顯得不那麼突出,而重大的新問題開始佔主導地位,其程度是現有制度機制、甚至現有的知識觀念都無法應付的。儘管許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是造成這一挑戰的原因,但它更像是催化劑,而不是根本原因。自由主義持續消亡的真正原因,是少數私人壟斷組織擁有全球主導地位,以及壟斷權力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人們委婉地稱之為“知識產權”。

戰後自由秩序被設計用來將世界商業體系從大蕭條和二戰期間的政府侵入性權力中解放出來,這種權力包括高關稅、外匯管制和廣泛的貿易金融監管。貿易渠道變成既由政府規定,也由私人競爭能力所決定。機制和規則的不斷演化,最終成功地實現了人員、資本和貨物的全球自由流動。與1945年相比,剩餘的障礙幾乎不值一提,儘管資本和貨物跨境比人員流動更加容易。

全球自由秩序只要持續帶來利益,就能保持政治上的繁榮。增長、效率、創造就業和自由流動的改善,確保了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支持者——無論他的標籤是自由派、保守派還是社會民主黨——都能在興盛的主流政黨中獲得公眾支持。而現在,在許多西方國家,維持自由世界秩序的傳統政黨都已喪失威信並基本上被忽視,有的甚至在因為當代全球問題產生挫折感而掀起的所謂“民粹主義”浪潮中徹底崩潰。

如今,許多關於全球貿易的評論仍然認為問題一如既往,只不過自由規則的新破壞者主要是中國。這種態度體現了對中國發展脈絡的無知。中國對全球品牌、產品和技術的開放程度遠比我1981年剛到那裡時高得多。中國消費文化和產業基礎的“全球化”或許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徹底。它的私營部門的規模是世界第二,增長速度是世界第一。從各種角度來衡量,它都是一個全球化成功的故事,而不是失敗。它真的是太成功了。

批評中國的人士認為,中國表面上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給世界秩序帶來了無數挑戰,必須予以抵制和削弱。而我認為中國的問題更具全球性和結構性,所有主要貿易大國都有這個共同點。不過,由於大多數人仍然沉溺於戰後過時的語言,他們無法理解,那些常說的“中國問題”實際上是我們幾乎無法想像或承認的全球性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全球政治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私人壟斷權力激增,以至於自由競爭最大的全球障礙變成私人壟斷權,而不是關稅或金融法規等政府障礙。傳統上,競爭力來自高效的低成本生產。與1945年相比,現在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在全球更多地方實現低成本的自動化生產。然而,相對生產成本不再像傳統經濟貿易理論描述的那樣左右着競爭的條件,商業渠道的流動愈發取決於知識產權和網絡經濟所賦予的壟斷權和特許權。這些前所未有的壟斷權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公眾所知,更不用說受監管了。

而中國的許多領導人是工程師,他們把握到了技術變革的革命性政治經濟意義。西方國家更多是由律師管理,這些人是從法律權利而不是實際權力角度看待世界。所以,美國政界人士在自己不了解的問題上將領導權交給了給他們捐款的公司。相比中國技術更精緻的一黨制,美國由金錢驅動的政治往往更窒息的公眾利益。美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傾向於對瑣事和標籤進行誤導性辯論,而忽視真正的權力。他們是很好的剝削對象,剝削者主要不是中國人(至少中國人低價出售商品),而是我們本土的壟斷者及其幫凶。

想想最近引發華為之爭的敏感的間諜問題吧。中國公司搞間諜活動嗎?是的,正如中國媒體所記載的。但就像美國公司一樣,它們搞間諜活動主要是為了獲取商業優勢。美國人最擔心政府的情報活動,但企業對私人數據的興趣更普遍,潛在的破壞性也更大。那些對政府入侵有合理恐懼的人通常精熟於加密,但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僅僅使用手機及應用程序,自己就白白放棄了多少權力。私人利益集團收集並出售我們的數據,我們每天喪失給它們的政治經濟權力超出大部分人的想像。大多數人意識不到這有可能導致對自己不利的歧視。我對蘋果、谷歌和微軟間諜活動的恐懼,比我對政府情報活動的恐懼要大得多,因為政府較少有能力和動機來損害我在就業、信貸和言論自由方面的直接利益。就連極右翼保守派也意識到了不受管制的私人權力的危險性。

對於中國企業通過政府補貼或稅收減免獲得優勢,美國的指責也存在類似的片面問題。當然,這類補貼是華為等公司的要素之一,但來自外國跨國公司和小型私營企業的絕大部分中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並不是依靠此類補貼。美國公司經常從聯邦和地方政府獲得大量補貼和稅收減免。美國稅法就像一塊多孔的瑞士奶酪,特殊利益補貼無處不在,這就是為什麼像亞馬遜這樣利潤豐厚的巨頭可以合法地不納稅。還有的美國企業欺騙稅務人員而不受懲罰,因為國會削減預算,導致國稅局執法不力。這些也算是不公平的補貼嗎?這個問題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棘手得多。中國不是間諜活動的唯一源頭,也不是擁有受寵的商業巨頭的唯一國家。

我們從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繼承來的概念,其真正的問題是只有政府才限制自由競爭,這如今看來是非常錯誤的假設。自由競爭,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能靠削減政府的權力來保證。集中的私人權力仍然存在。例如,谷歌和臉書這兩家公司如今就控制了全球的線上廣告。中國是少數幾個這兩家公司不佔絕對優勢的國家之一。這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體系,而是一個利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集中積累和傳播信息,以此來創造特權競技場的體系。少數幾家企業巨頭鞏固自身的全球主導地位,這並不符合大多數美國民眾和企業的公共利益。畢竟,這是它們的權力,而不是我們的權力。我們應當遏制不受約束的壟斷權力,更好地為絕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與壟斷者合作,剝奪其他國家的最後一點監管權。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