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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要素

201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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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上星期,北京發生了一件對20世紀下半葉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它的衍生後果一直影響到今天。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一舉打破了流行的教條,開啟了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當時的流行教條是“兩個凡是”,即凡是毛澤東的決策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澤東的指示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是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讓自己的統治合法化的工具。鄧小平通過對堅持“實事求是”的毛澤東思想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展開討論,建立起政治同盟,巧妙地廢除了這個教條。實用主義而不是意識形態警燈佔據了上風,現實而不是即成的教條成為檢驗政策正確與否的思想基礎。鄧小平巧妙運用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名言,推翻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瓦解了舊體制的意識形態基礎,開始了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建設。後來的事,正如人們所說,被載入了史冊。

上周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改革開放40周年講話中對鄧小平的遠見卓識表達了敬意,他強調“實踐的發展永無止境”,“不斷促進以實踐為基礎的理論創新”是最為重要的。用現實來檢驗政策的正確性仍將佔據主導地位。

中國由三中全會發起的驚人改革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有多個。

權力競爭的制度化,以及在(鄧小平提議的)寡頭集體領導這一更大框架內的有序交接班,使中共避免了尖銳的人事和意識形態衝突,而這一點曾在毛澤東晚年時期搞亂了整個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些制度規範,特別是高級領導人的退休年齡和“兩屆任期後要麼升遷要麼離職”的原則,如今已經鬆懈。更寬泛地說,從鄧小平開始實行的黨政穩步分離正在出現逆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預見到黨不會放鬆在政治體制中的絕對統治地位。三中全會過後僅僅幾個月,強調這一主導地位的“四項基本原則”就被大力重申。

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亂加干涉”。它將激勵措施與生產構成相結合,在農村釋放出了創造力。更重要的是,實驗性的價格雙軌制以及後來的企業改革避免了結構變革的“大爆炸”,同時建立起改革試點,來克服與市場不完善、價格扭曲和制度缺陷有關的一系列低效率問題。

同樣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貿易和投資開放,使中國利用其基於比較優勢的要素秉賦獲得了厚利。對於像中國這樣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來說,靠生產鞋子和兒童玩具白手起家並不丟臉,這本身就令人欽佩。隨着外資企業和出口導向型企業組成的供應鏈在中國土地上紮根,越來越多的零部件開始在中國國內採購。這樣一來,中國就鎖定了全球製造業當中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供應鏈發展。

同樣不能忽視的還有必要的有利外部環境,首先是與美國的共生關係。三中全會開幕前兩天宣布中美關係正常化絕不是巧合。除了與越南在1979年(陸上)和1988年(海上)發生過短暫而激烈的武裝衝突,中國沒有捲入與別國的戰爭。

但從根本上說,三中全會發起的改革取得成功,有兩個因素是十分關鍵的。第一個是,中共改革進程成功與否,取決於黨執政的合法性,因此其改革共識更廣泛、更深入、更持久。第二個是,中共以財權和管理權下放為導向的改革,是根植於增長、發展和政權穩定的歷史模式,它在中央控制與地方積極性之間取得了適度平衡。過去的中華帝國也是一個地區分割的經濟實體,它通過中央對人事調動和升遷的嚴格控制來保持統一。這種歷史形成的自上而下控制,遏制了庇護式政治病毒對體制的劫持,而地方的寬鬆又激勵了有抱負的省級官員創新並追求更高目標——無論是為自己還是為國家。

展望未來,中國和中共正處在轉型的風口浪尖,或者習近平所說的“新的歷史起點”。它同40年前一樣重要和具有挑戰性。

從經濟角度看,對那些希望從製造業和投資拉動增長轉向服務業和消費拉動增長的國家來說,東亞的增長模式並不可取。每一個曾經作出嘗試的高增長、製造業密集型國家,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都經歷過明顯的經濟放緩。政治上,中等收入狀態,以及迅速崛起且擁有產權的中產階層日趨成熟,都不利於專制且發展滯後社會的內部穩定。沒有哪個東亞社會(除了小型城市國家)在跨越人均1萬到2萬美元這個危險區域時,其原有的政治制度能夠毫髮無損。韓國和台灣都見證了戲劇性的親民主動亂。至於外部,與華盛頓的關係是粘合劑,它促使北京滿懷欽佩地複製美國的繁榮和實力,並刺激北京與美國保持親密關係,以免美國成為容易發怒的潛在對手。但今天這兩種算計都要打個問號,中美關係可能正處在意義深遠的轉折點。

中國和中共的未來不是註定不變的。中國正在開放外來投資和服務體制,其發展水平遠超日本或韓國的管理,或者它們曾經作過的嘗試。中共高層領導的集體決策框架明顯不同於韓國和台灣的魅力型一人軍事獨裁。特朗普政府針對北京的前所未有的施壓行動,很可能在中國引發一場像上世紀90年代末外貿體制改革一樣徹底的對外來投資和合資企業制度的改革,進而使中美兩國在未來30年保持一種共生的貿易投資關係。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只要中國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更重要的是讓實踐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中國經濟向世界令人震撼的再度開放——與19世紀中葉不同的是,這一次是按照中國人民的意願——就將繼續在21世紀造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