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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立群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中美關係中三個可能被忽視的問題

2018-10-12

當前,中美關係因為貿易摩擦被廣泛關注,各方密切跟蹤中美政策走向,預測貿易戰結果。但是,中美在貿易摩擦中的攻守是否讓國際社會,特別是中美兩國國內民眾忽略了許多同時發生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有可能在未來對中美關係造成重大影響。目前至少有三個方面可能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第一,是世界政治的變化。今年7/8月號的《外交》雜誌以“我們正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為主題做了一期專題,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進行了爭鳴。現實主義者認為,世界再次回到上世紀20年代大國競爭的狀態,只是競爭者變了,但是競爭的方式和目的都沒有變化。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在戰後幫助建立的國際制度依然有效,美國目前只是在形式上退出部分國際機制,國際體系同國內製度是一體兩面,只要大多數西方國家在國內仍然堅持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國際體系就仍然是自由開放的。

《外交》組織的爭鳴非常有啟發意義。但當我們討論世界是否發生了變化時,應該有一個時間跨度限制。站在探討當今中美關係的視角上,這一時間跨度最好應該設定為最近30-40年。對此我們可以得出與雜誌不太一樣的結論,那就是無論從現實主義的角度還是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世界政治都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現實的角度看,大國競爭的回歸意味着冷戰結束後的趨同式發展宣告終結。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許多國家內部正在發生變化,特別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認識正在出現重大調整,這必然反映在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上,特朗普的退約和英國的退歐並非是形式上的,背後有其深刻原因。

以此為背景再回到中美貿易戰,實際上可以發現這是當前世界政治變化的一個縮影,競爭不僅是由中美兩國,也是由當前世界發展的趨勢決定的。這給我們思考對策又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第二,是歐洲和日本角色的變化。歐洲和日本越來越成為夾在中美之間的特殊角色。中國選擇改革開放之後,歐洲、日本和美國一樣,同中國展開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投資中國市場,並謀求漸進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中國的迅猛發展超出了幾乎所有國家的預期,中國在經濟實力上迅速超過了所有單個歐洲國家和日本。這種變化使得中國同歐盟和日本雖然在許多領域存在競爭關係,但從國家之間的政治角度上說卻發生了根本變化,近幾年尤為明顯。

中歐關係成為事實上的新型大國關係。中國和歐洲國家在地緣上遠隔萬里,如果拋卻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恩怨,中歐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歷史遺留問題。同時,雖然中歐在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同,但歐洲大國的政治家多數比較務實,使得中歐關係近年來發展良好。最近,儘管德國等一些歐洲國家限制中國企業進入其高科技領域,但更多的是聚焦中歐競爭的領域,在其他一些能合作的地方,中歐仍然合作良好。這種類型的大國關係是最近四個多世紀以來不曾出現過的,中歐可能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大國戰略競爭,成為事實上的新型大國關係。

日本也在尋找和適應自己在中美之間的新角色。過去40年,中日關係經歷了曲折起伏的變化。現在的日本正在中國、美國和東亞三者之間尋找平衡。是接受當前東亞的力量現實,回歸東亞並同中國一道重新塑造東亞政治格局,還是追隨美國並尋找機會塑造於己有利的東亞格局,對日本而言是一個艱難的選擇。而日本的選擇對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也具有重要影響。

第三,是大型企業或大型資本的變化。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這40年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大背景。經濟全球化對大型跨國企業和資本有利,後兩者本身也是經濟全球化的直接推動者。中美關係的發展得益於兩國商界的巨大努力,大量的人文、科技等交流也包括其中。但從目前來看,大型企業和資本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我們今天所謂中美經濟紐帶減弱,並不只是政治加諸於經濟之上的結果,與商界自身變化亦有關係。

過去十年,巨型企業加速崛起,金融資本繼續變異,產業與金融新模式逐步形成,不僅改變傳統經濟體系,其形成的龐大帝國也在對主權國家形成威脅。比如,大型科技巨頭制定的技術標準常常與政府相衝突,大型金融機構仍然遊說政府制定有害國民經濟體系的政策,利潤豐厚跨國企業的屬國色彩越來越淡並將大量利潤留在國外,曾經給美國經濟創造輝煌的大型企業和資本現在正疏遠這個國家,曾經給中美編織紐帶的企業和資本現在正在尋找新的市場和利潤源泉,這並非政府所能指揮。

以上三個方面,分別是中美關係的大背景、第三方和聯絡者,它們在中美圍繞貿易問題展開博弈時穿梭於兩國之間,甚至成為主要變量。但因為觀眾過於關注中美兩國,往往忽視了其他因素的變化。當然,專門研究這些領域的人士不會忽略這些變化。但僅把它們留給那些專業研究人士是不夠的,即便是一般化的觀察,也需要了解全局性的調整,這有利於各方從整體出發,做出更加完善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