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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獨特性的衰落與重振

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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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中南海,中國政府的法令往往就不被重視了。

在我作為一名駐北京和上海的財經記者從事新聞報道的十年當中,世界各地的人們對中國的感知發生了微妙變化。數十年的快速增長被視為“奇蹟”,中國經濟的持續上升也被當成“必然”。今天,中國看來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不可避免地成為技術巨人,甚至不可避免地挑戰美國的世界經濟主導地位。但如果仔細觀察中國經濟就會發現,這樣的假設顯然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礎之上。

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依靠債務的迅速積累。產能過剩、浪費和機能障礙似乎成為體制通病。迅速老齡化的人口構成了經濟上的挑戰,而中國對此準備不足。但這一切是否真的攸關緊要?這個問題在我做記者期間始終揮之不去。幾十年來,人們不斷預言中國經濟即將衰退,但它卻堅持不倒。在過去40多年中,每當面臨看似無法克服的經濟問題,中國政府都會改革它經濟成功的路向,並讓人們的預測落空。

這讓中國國內和國際上都產生了一種信念,即認為中國經濟有它的獨特性,認為那些導致世界其他國家出現危機、衰退和經濟減速的經濟失衡對中國的影響是較弱的。這種觀點源於人們相信中國政府不僅有意願、有能力對經濟進行無出其右的控制,而且經過不受意識形態左右的技術精英之手,中國政府已經使良好的經濟管理制度化,它能夠在追求增長高於一切的同時做出堅韌不不拔的決定。

但這並不是我所見到的中國。在我做記者的2005年到2015年,中國的成功並不是改革使然,而是因為政府希望並且能夠掩蓋問題,同時採取權宜之計。雖然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嘗試,但這些改革總是受阻、被避開,並在體制底層有選擇地被執行。

對我來說,最能解釋中國各級權力機構關係的一句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翻譯起來大意是“上面有政策,但我們在下面有自己實施政策的辦法”。這一表述概括出中國經濟的魔力與悲劇。在一個極度官僚主義和政治化的社會中,把事情做成,靠的是人們對相互矛盾的政治要求與經濟要求施展平衡術。換言之,成事要靠人們創造性地繞過規則。往好里說,這種心態讓地方政府得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來執行上峰下達的指示,然而,這也是修復一個千瘡百孔體制的最大障礙。

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系統。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辦法是刺激經濟,讓銀行提供大量新貸款。一年後,北京決定結束刺激政策,銀行貸款速度放緩,但是,仍然開足馬力運轉的經濟並未受到明顯的影響。至少在最初,這對金融體系之外的有所人來說都是一個謎。實際情況是,銀行利用信託公司(這些公司很快成為影子銀行體系的核心支柱)把它們的貸款從資產負債表中轉出,從而抹掉了官方銀行統計中的貸款記錄。這樣,信貸依然快速擴張。一年後北京嚴厲打擊這種行為,但它卻影響了後來的十年。銀行體系的信貸額越來越大,因為影子銀行陽奉陰違,不斷用新辦法對付旨在控制它們的每一項新法規。類似的動力也讓地方政府借貸不斷膨脹,雖然一再彈壓,但產能過剩問題仍不斷惡化。

某種程度上,高層領導人指責是“既得利益者”在阻礙改革。“既得利益者”常被用來簡單指代腐敗,但其實遠不止於此。改革存在障礙是因為很多人從現狀中獲益:他們受益於經濟快速增長,受益於獲得政府資源,受益於國家在經濟中發揮特權作用。由於政府擔心經濟增長受阻,或出現不穩定,機構和個人可以藉此捍衛自己的特權。最終,這個政府將沒有權威來貫徹自己的意志。

北京正試圖恢復中國經濟獨特性的基礎。過去一年,有實質意義的經濟改革已經開始生根,金融風險和工業產能過剩終於受到制約。但習近平實施的最重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經濟改革並不明顯在於經濟,而在於他努力集中政治權力。他加強了黨的紀律,讓黨對政府和經濟有更大的權力,並把黨的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是提高了地方政府蓄意阻撓改革和有規不依的代價,使來自頂層的改革成為可能。

但是,雖然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改革時代,但我們仍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會貫穿始終。大量低劣的官方數據意味着我們無從了解北京試圖清理的問題究竟有多嚴重。我們也不了解,尤其是一旦改革開始掣肘經濟的增長,北京將如何把經濟改革付諸實施,以及北京將如何徹底剷除既得利益者。我們不知道,被北京譽為新的經濟增長驅動力的產業,特別是電動車、機械人和半導體等技術先進產業,是否在北京試圖擺脫由債務驅動增長的時候,有足夠的能力拉動經濟,更何況這一戰略已經使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緊張加劇。

本世紀理當是中國世紀,這是中國歷經40年的艱難改革與犧牲取得來之不易繁榮的結果。它仍有可能實現,但結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一代領導人能否讓中國經濟的獨特性再現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