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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方案難解美國多邊困境

2018-05-31

好消息是,美中兩國看來已經從貿易戰的邊緣後退。雖然細節模糊,但5月19日的協議消除了緊張,承諾進一步談判。壞消息是,談判框架是有缺陷的,因為與任何單一國家做交易,都無法解決美國在這個互聯互通世界上根本性的經濟失衡。

解決國際經濟問題的雙邊方案與多邊方案長期脫節。1930年5月,1028位美國重要的經濟學家給總統赫伯特·胡佛寫了一封公開信,敦促他否決懸而未定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胡佛對建議未加理會,全球貿易戰隨之而來,一場普通的衰退變成了“大蕭條”。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做法與它異曲同工。

多年來,雙邊視角更受政治家的青睞,因為通過針對特定國家“解決”問題可簡化責任。相比之下,多邊方案則對經濟學家更有吸引力,因為它關注的是儲蓄與投資失衡所導致的國際收支扭曲。簡單化與複雜化的反差,是經濟學家在公眾辯論中落敗的明顯重要原因。這門沉悶的科學從來不被人們清楚地了解。

有關美中兩國的爭論也是如此。中國是一個易於攻擊的政治目標。不管怎麼說,在美國2017年龐大的8000億美元商品貿易逆差中,中國佔到46%。而且,中國一直被指控嚴重違反國際準則,包括操縱匯率、在國家補貼下利用過剩產能傾銷、從事網絡黑客活動和強迫技術轉讓。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在輿論場上敗北,它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一些知名學者及其他人的指責,因為他們沒能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那筆大交易中撈到好處。奧巴馬政府兩位高級官員最近在《外交》雜誌上的文章道出了一切:“自由的國際秩序並沒有如預期那樣有力地吸引或約束中國。” 與對朝鮮、敘利亞和伊朗一樣,戰略耐心被焦躁取代,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特朗普政府成為指控中國的領頭羊。

在這種氣氛下,我等多邊主義經濟學家所持的相反觀點未免乏力。在公眾輿論場上,探討嚴重不足的國內儲蓄(2017年第四季度僅占國民收入的1.3%)與龐大的美國經常賬戶和貿易逆差收效寥寥。同樣,強調在美國更大的多邊問題(2017年美國與102個國家有雙邊商品貿易逆差)當中中國只是一個重要部分是沒用的,指出糾正供應鏈失真(原因是他國的投入被算進中國的組裝平台)可使美中雙邊貿易失衡下降35-40%也於事無補。

儘管存在弊端,但對雙邊政治問題的爭論能在美國引起共鳴。這個國家面臨著為困境中的美國中產階級緩解焦慮的巨大壓力。在人們看來,是貿易逆差導致了失業和工資壓縮。由於商品貿易逆差在2017年佔到GDP的4.2%,在當前的經濟復蘇中,這種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如此一來,把矛頭指向中國便有了莫大的政治誘惑力。

所以,5月19日的這筆交易到底算什麼呢?除了停止實施針鋒相對的關稅,它並沒有多少實際的好處。美方談判代表迷戀的目標是在兩年的時間框架內把雙邊貿易逆差削減約2000億美元。考慮到美國多邊問題的涉及面,特別是美國過去6個月內頒佈了不合時宜的大規模減稅,而且聯邦支出增加,這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毫無意義的。

事實上,在預算赤字可能擴大的同時,美國的儲蓄不足在未來幾年內只會加劇。這意味着國際收支和貿易逆差將上升,有針對性地對單個國家採取雙邊行動根本不可能解決問題。

中方談判代表則慎重得多,他們反對數據式的逆差目標,但承諾努力實現“採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中美貿易逆差這個共同目標。中國對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作出的模糊承諾,借鑒了之前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時提出的“採購清單”。遺憾的是,渴望達成協議的中國有種“有的是錢”心態,這進一步強化了美國的中國有罪敘事。

就算時運相濟,美國也沒有儲蓄不足問題,試圖用公式化雙邊方案解決美國的多邊問題也缺少可信度。2000年以來,美中商品貿易逆差在一年裡最多下降了410億美元,而這發生在正值大蕭條的2009年。要實現連年遞減,而且把數額翻一番以上,這種目標純屬幻想。

說到底,任何用雙邊方案解決多邊問題的努力都會適得其反,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不祥後果。不解決國內儲蓄的匱乏問題,雙邊安排就只能是把對一國的貿易逆差轉移到另一個國家。

這中間最要命的改變是,中國是低成本的美國進口消費品供應國,但特朗普的交易會把美國多邊失衡中的中國部分,變成從其他國家進口更高成本的商品,實際上等於給美國家庭加稅。胡佛地下有知的話也許會問:這到底好在哪裡?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 Bilateral Foil for America's Multilateral Dilemma”(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