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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薛力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
  • 劉天一 外交學院在讀研究生

「印太戰略」對「一帶一路」影響幾何?

2018-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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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11月的亞洲五國行在中國帶熱了“印太”一詞,有關美國“印太戰略”的研討會議接連不斷。很難想像其他國家領導人的訪問會有類似效果。這折射出美國依然是對中國外交影響最大的國家,雖然影響程度在明顯下降。

那麼,如何研判“印太戰略”?

首先,出於戰略文化與力量平衡兩方面的原因,美國(主要是共和黨建制派)需要這個戰略。西方戰略文化的一大特點是必須確定對手並制定相應的應對戰略。就美國而言,冷戰時期是蘇聯,上世紀90年代是若干非西方國家,“911”事件後是恐怖主義與失敗國家,特朗普時期則是所謂修正主義國家(中國與俄羅斯)和所謂流氓國家(如伊朗與朝鮮)。而中國的快速崛起不但打破了地區力量平衡,且正在形成對美國價值觀與利益的挑戰。奧巴馬時期的應對是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政府則需要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印太戰略”算是比較合適的標籤。

其次,由於幾方面原因,這個戰略目前還沒成型。特朗普上台時間比較短,而且沒有足夠的智囊設計這一戰略。特朗普的執政理念是“美國優先”,關注點主要在美國本土與經貿領域,以及直接影響美國安全的若干政治議題(如伊斯蘭國、朝核問題)。他對美國承擔國際領導角色的興趣明顯小於奧巴馬,美國國內推動“印太戰略”的主要力量是美國軍方與共和黨建制派。

另外,一些盟友對“印太戰略”興緻高漲,典型的如澳大利亞和日本。澳大利亞非常擔心美國放棄在亞太安全事務中的領導作用,其程度可能超過了日本。在推銷用基於規則的秩序“套住中國”方面,澳大利亞比美國還積極。日本則在“建設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名義下,力推美日印澳“四國同盟”,以制衡中國。當然,在和平環境下,日本不大可能與印澳成為正式的軍事同盟,所謂“四國同盟”主要是在安全與軍事議題上形成一種“四國協調”機制,以制衡中國軍事實力在印太地區的擴展。

再次,莫迪政府對“四國同盟”的興趣大於上一屆印度政府。辛格政府的主張是“不與中國對抗”,而莫迪則不太強調這個。但印度有根深蒂固的不結盟戰略文化,也非常珍視自己的戰略自主性,不願意被任何大國當棋子。冷戰時對蘇聯,冷戰後對美國,都是這種立場。同時印度也擔心“四國同盟”將強化美日澳(特別是美國)在印度洋和南亞的影響力。

因此,“四國同盟”正式組建的可能性不大,但會在某些具體事務上進行合作(如聯合軍事演習,在南海與印度洋某些地區聯合巡航,等等)。這就限制了四國軍事協作的深度與廣度,使得“印太戰略”缺乏軍事同盟這個關鍵支撐,其軍事與安全價值因而大打折扣。

“印太戰略”的效果還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即中美關係的特殊性和“一帶一路”本身的特點。

美國有豐富的經驗對付敵人與盟友,但中國並非美國傳統意義上的敵人或盟友。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判斷近年發生巨變。自從尼克松以來,美國對華戰略基於一個信念: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最終將在政治經濟制度上走向西方模式。但現在它發現,中國不但沒有走向西方模式,反而開始日益自信地展示一種有別於西方的模式,並成為一些國家效法的榜樣。這讓美國精英階層受挫感明顯,因而傾向於對華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問題是,中國對於美國具有多面性,在經濟與文化上是美國的夥伴,在軍事與意識形態上是對手,在IT產業、製造業方面是競爭者,在反恐、朝核、阿富汗、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又是合作者,在國債上還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因此,美國去年12月18日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的定位是戰略競爭者,但在某些段落又把中國稱為敵對力量。可見美國很難用一個詞來定位中國。這意味着在處理對華關係時,美國需要在各個領域與中國“掰手腕”並爭取優勢。這是個新課題,美國沒有必勝信心。

“一帶一路”是本屆中國政府對外關係的頂層設計,是一種和平擴展戰略,旨在推進中國的崛起進程、體現大國責任,同時讓其他國家從中獲益。中國無意在此過程中構建與美國對抗的軍事同盟。中國對自己的整體定位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一帶一路”建設主要聚焦經濟與文化領域,以雙邊合作為主,輔之以多邊合作,通常依據雙邊關係決定合作的深度與廣度,在合作中不強求構建排他性機制安排,幾乎做到“一國一策”。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無外、自願、以禮相待、親疏有別等治世理念。對於這樣的合作,西方人會覺得費解,也就難以制定出有效的對策。

總之,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正式推出“印太戰略”,以強化制衡(但非遏制)中國的崛起。但這一戰略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不吻合,且缺乏實施的制度保障。加上中美關係的複雜性與“一帶一路”本身的特點,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印太戰略”難以有效影響“一帶一路”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