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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謂的美國稅改

201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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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似乎打算在2017年結束之前通過重要的稅收改革法案。我們不確定該法案的最後詞語,因為參眾兩院還沒有就它們各自通過的兩個不同版本進行協調。籠統地講,2017年稅收的方案大幅削減了對企業和美國富人有影響的稅率,而對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納稅人的減稅幅度極小,甚至有所增加。共和黨人認為稅改是合理的,他們辯解說,降低企業稅會帶來新的招聘和更高的經濟增長。然而,美國企業更可能做的並不是進行生產性投資,而是償還它們的債務,以及利用新的現金流增加股票回購。

參眾兩院的稅改法案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提出把公司所得稅名義稅率從35%大幅下調至20%。那些支持降低公司稅率的人,當他們聲稱美國是世界上公司稅負最重的國家時,總是會提到這個35%的名義稅率。不過,美國公司的實際稅率其實要低得多。對財富500強公司中258家贏利企業的研究發現,利用各種抵免和稅法漏洞,它們的平均稅率只有21.2%,比新稅率高不了多少。(非贏利企業不交所得稅,因為所得稅是對利潤收稅)。事實上,在八年研究期間,這些公司當中有100家至少都有一年完全沒有交稅,另有8家在整個八年當中完全沒有繳納過所得稅。

1950年以來,公司在美國稅負中所佔的百分比已經下降大約20%,造成這個缺口的原因是個人稅負增加了。只能說,美國的稅收制度對企業不算過於苛刻。所以,認為就業和經濟增長受制於負擔沉重的稅收制度,讓人難以信服。雖然美國的CEO們非常樂意接受現金派發,但他們對事實真相還是心知肚明的。在最近一段讓人詬病的視頻中,一屋子的CEO都不願保證說,如果擬議中的稅收法案被通過的話,他們會增加資本性投資。

公司稅率變更的第二個主要方面,是涉及對境外利潤的徵稅。多年來,為了避免在美國納稅,像蘋果這樣的公司一直拒絕把它們的海外利潤匯回國內。這種策略的結果之一就是,美國公司在愛爾蘭等避稅天堂留存了大約3萬億美元。首先,新稅制將通過14%的極低稅率,讓這些收入自動“迴流”到美國。其次,也許更重要的,是法案提出採用屬地稅制,免除美國公司在境外子公司的利得稅。諷刺的是,據說這種改變將使“美國的工作回歸”,然而,新稅制實際上會鼓勵離岸外包。接下去,美國稅法會帶來一個巨變,那就是,從事實上不對境外利潤徵稅,變成法律上不對境外利潤徵稅。

這種變化將產生國際溢出效應。從某種程度上看,美國對國際投資者會更有吸引力,但變化程度和投資方向都有待觀察。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屬地稅制度會進一步鼓勵其他國家展開稅收競爭,因為美國企業將不再假設自己會因為美國稅率與當地稅率有別而付出代價。不過,總部設在其他國家的公司不太可能把它們的稅收負擔轉移到美國。雖然美國的有效稅率會很低,但不可能低到足以與愛爾蘭和開曼群島這樣的稅收天堂競爭。

也因此,稅收法案不可能對美國在中國的外包生產有太大影響,實際上它可能更激勵在海外市場經營的美國公司把收益再投向當地經濟,無論是擴大生產,還是簡單投入當地金融市場。隨着中國放寬對外國投資者的限制,以及中國正從前兩年的大規模資本外流中復蘇,這反有可能成為美國投資中國企業的新動力。

正如我在別處指出的,增加在美國投資的最主要障礙不是稅收,而是資本過度積累導致新生產性投資的利潤預期過低。這也是蘋果、谷歌等贏利大企業握有大量未投資的現金的原因。減稅可能會刺激股價上升,讓企業的債務負擔略有減輕,但不可能帶來可觀的就業增加、經濟增長或離岸外包減少。事實上,稅收法案最重要的國內影響將來自多處細節性規定,例如懲罰性地增加民主黨地盤的稅收,取消一些受歡迎的針對家庭的稅收抵免。

雖然2017年稅收法案是一場逆向的再分配運動,但它並非獨一無二。幾十年來,美國兩黨推出的減稅方案都承諾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然而都失敗了。此次法案的起草者們無疑知道這一事實,但他們卻熱衷於為自己的贊助者製造某種形式的勝利。這種明目張胆地饋贈的政治成本共和黨是否負擔得起,我們還得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