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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絲路將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共生

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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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是,雙方力量均等才能談權利。強者做他們想做的,而弱者忍受他們必須忍受的。”這一斷語出自兩千年前征服小小的米洛斯島的雅典人,也許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被亨利·迪克特·懷特引用過。當搖搖欲墜的大英帝國無可挑剔的代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大談深奧的經濟理論時,他的美國同行懷特說的卻是現實政治語言。憑藉強大的工業化經濟和全球唯一的核武庫,美國談判代表最終佔了上風。

從此,這個世界不由分說按照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需要被塑造。回顧以往,相對於美式和平的大行其道,當年貌似強大的製造了近40年恐怖的共產革命力量只不過是一個小插曲。然而,一個新的競爭者已經崛起。中國走出了它所謂的百年屈辱,並似乎有意願有能力重塑它最初缺席的那個體系。中共內部有各種聲音,像閻學通這樣有影響力的戰略家如今呼籲放棄鄧小平“保持低調”(“韜光養晦”)的教誨,認為中國不僅要在經濟上,而且應徹底脫離前中國政府的做法,在戰略和政治影響上更加積極主動。

這些希望中國“有所作為”的新呼聲反映了中國精英普遍的想法,他們認為與美國的力量差距已經縮小,而且自2008年華爾街崩盤以來,美國全球規則的合法性已經被削弱。在實力與影響力的核心指標上,中國已經與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常常超過美國:2017年中國GDP總量更大(按PPP計算);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製造業出口國;在21世紀顛覆性技術(主要是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方面中國已經趕上來;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成為124個國家的最重要雙邊貿易夥伴,遠多於美國的區區74個。

面對經濟動蕩和美國新孤立主義抬頭,中國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為全球化的生力軍,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也對全球化大加頌揚。甚至在習近平達沃斯演講之前,中國就已經參照全球資本主義方式精心規划了自己的體制架構。漸進而不失果斷地,北京建立起了自己的評級機構(全球信用評級集團),提升了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設立離岸人民幣中心,人民幣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對聯合國維和作出了最大貢獻,並創建了中國版世界銀行——亞投行。正如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所說,中國逐漸但卻堅定不移地提升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權力。他稱,中國“正邁入一個經濟外交大有作為的新時代”,中國發起制定了勇敢的聲明,比如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G20“行動計劃”。

除了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體制創新,中國過去五年還推出了現代史上似乎最雄心勃勃、超過“馬歇爾計劃”金融工具好幾個數量級的經濟一體化計劃,即新絲綢之路,或官方所稱的“一帶一路”倡議。據中國高層官員最近的提法,該倡議已經通過國際合作獲得“早期收穫”,並讓中國走上了世界舞台的前沿。當前國際環境不穩定,特朗普在歐洲不受歡迎,中國人希望抓住機會,把“一帶一路”倡議提升到新的水平。

北京絲綢之路峰會

絲綢之路峰會的官方叫法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今年5月14-15日在北京召開。繼習近平在達沃斯正式宣布之後,中國政府機構和官方媒體一直小心翼翼地發佈着有關峰會的消息。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0多位世界領導人出席了峰會。與會的還有部長級代表、國際組織代表、前政要、知名企業家和有影響力的專家。與特朗普政府近期表態相反的是,峰會的主題觸及全球化的核心原則:貿易的互連互通。

這次峰會被官方描述為“中國2017年最重要的外交活動”、“振興世界經濟的戰略舉措”、“深化國際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及“繪製'一帶一路'藍圖”的契機。所有這一切都是中國在逐步提升其國際領導地位。峰會還為中國提供了詳細闡明其宏大但意圖模糊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機會。從根本上說,這次峰會與中國譴責保護主義和持續倡導全球化是一脈相承的。

遊戲規則的改變者?

“一帶一路”工程的浩大及媒體所宣傳的巨額投資,讓評論家們不由認為這個內容依然欠奉的計劃將“改變全球遊戲規則”,類似於二戰後美國的迅速崛起。

然而,明顯的歷史差異讓美國當年面臨的世界與中國今天面臨的世界不同。二戰摧毀了歐洲和亞洲,使美國一家獨大,不受挑戰地享受與世界其他國家巨大的權力不對稱。布雷頓森林是典型的美國單極場合,最終確定全球貿易規範的是美國無與倫比的軍事和工業實力。中國今天雖然正在崛起,卻敵不過主要外部競爭對手的合力,更不用說在全球投放軍事力量了。然而北京還是漸漸發現自己可以在海外投放商業、技術和某種程度的制度力量。這個新的可能性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或許能與塑造1944年以來全球走勢的歷史事件相提並論。

與布雷頓森林會議非常相似的是,“一帶一路”及峰會的初衷源自對解決當下經濟困境和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渴望。人們在1944年的共識是,兩次大戰之間出現災難性時期是因為美國未能提供公共產品,雖然它那時已經超過英國成為最大工業化國家。對此,馬歇爾計劃的設計者查爾斯·金德伯格有深刻的認識。

今天,“一帶一路”更大的效用在於團結以中國為主導核心的更廣泛國際社會,以及範圍更大的歐亞大陸。後者有可能使世界經濟當中出現新的權力關係。但這不是說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新全球體系誕生,而是現有體系在發生轉變,其重心正從大西洋轉向歐亞大陸。亨利·基辛格在最新著作《世界秩序》中捕捉到了這一點。他稱,歐亞經濟一體化把美國變成一個外圍的地緣政治孤島。雖然遊戲總規則仍然有效,但一些大玩家失去優勢,其他玩家上位,同時這種分裂導致更多玩家加入進來。英國就是以同樣方式在後布雷頓森林時代失去了領導地位,與此同時德國、復興的歐共體、日本和許多亞洲國家崛起。

因此,儘管布雷頓森林的動能與今天不確定的狀況明顯不同,但它們仍有重要的相似之處,即誕生了一個抽象共同體和一個能維護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制度性架構。這個體系以前由美國提供保障,如今漸漸變成由中國來守護。事實上,這個被重建的體系的主要機構和政策已然確立。從在美國看來至少是世界銀行競爭對手的亞投行,到數不清的把世界各國經濟命運與中國綁在一起的雙邊和多邊協議,歐亞大陸大部分國家都被灌輸了締造“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現狀所需要的安排和故事。在一個多極世界裡,全球治理架構的形成不是偶發的,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系統過程,北京“一帶一路”峰會並沒有被刻意打造成一場引人注目的中國勝利,而是精心策劃,讓中國作為充滿朝氣的世界大國回歸。

從國際社會到以中國為中心的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的基本安排是由中國提供大量流動資金,鼓勵歐亞各國加強相互依賴和互連互通。本次峰會力爭以“命運共同體”為基礎讓“一帶一路”獲得全球認可。“命運共同體”是以西方為主的“國際社會”的鏡像,旨在鞏固世界經濟的開放和自由貿易。

除了機構與實踐,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全球經濟的現狀,它是一個巨型的國際經濟協議,這個國際社會既創造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機構與實踐,也被這些機構與實踐所創造。我們的論點是,絲綢之路峰會或許也能發揮這種催化劑作用。1944年7月代表們在布雷頓森林討論的內容,前後一共花了兩年準備時間。自從2013年正式宣布啟動以來,伴隨大量相關談判,中國人的“一帶一路”願景也在不斷形成中。與布雷頓森林會談一樣,絲綢之路峰會是超越以往進程的正式結晶,是這一進程的體現。

然而,絲綢之路峰會成功與否不取決於它雄心勃勃的口號,而取決於中國和與會各國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的承諾。從全球變暖和不平等,到互惠的自由貿易和全球發展,中國有機會設置高標準,證明“能力越大責任也越大”。

中美信用的制度性共生

雖然1944年哈利·德克斯特·懷特可以簡單否決英國人的要求,但今天的華盛頓卻不得不在底氣不那麼足的基礎上與中國接觸。抵制北京的倡議,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缺乏制度創新能力,這是一種自我傷害。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令人信服地指出,國際關係學的核心追求是“找到和平轉變的方法”。“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議程,它的歐亞大陸一體化和經濟繁榮宏偉願景,為美中合作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路線圖。兩個本着友好精神的國家必須尋求制度共生,而不是制度競爭,這才是雙方的最高智慧。雙邊衝突只會兩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