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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型貨幣管理時代的匯率操縱

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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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即將會面,但在當前環境下,期待雙邊關係有任何突破都是不現實的。

美中關係極為複雜,大量問題觀點各異,美國新政府的政策取向也未定。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有會面和對話意願已經是一個進步。

特朗普選擇羅伯特·萊特希澤出任美國貿易代表,這與他的觀點一脈相承,即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問題之一,而且他並不清楚北京是否仍在操縱匯率。不過在棘手的雙邊事務中,抱怨中國為獲得不公平貿易優勢而操縱匯率,還算比較容易化解的問題之一。

多數分析家目前認為,中國並不完全符合通過操縱匯率來獲取競爭優勢的標準。事實上,近年中國反而在利用其龐大的外匯儲備支撐人民幣。其結果是,人民幣的升值幅度按實際有效匯率計算超過了其他亞洲貨幣。而且,中國經常賬戶盈餘(通常可間接測定對匯率的操縱)已經比上一個十年後期低很多,只相當於GDP約2%,完全處在合理範圍內。其實,中國國內收益問題導致的大量資本外流,已經引起人民幣貶值,這也是讓北京頭疼的大問題。如果中國政府操縱匯率,其方向也與批評者們斷言的相反。

儘管如此,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內部還是有人提議要用新方法命名貨幣操縱。按照該計劃,美國商務部長有權將任何國家的匯率操縱行為確定為不公平補貼,這樣一來美國企業就可與美國商務部一道發起反貼補行動。這樣,特朗普政府還是有可能採取更強硬立場,指控北京操縱人民幣。

鑒於此,悉尼大學的薩爾瓦多·巴伯恩斯等人呼籲達成一個新的“廣場協議”,也就是仿照上世紀80年代中期讓美元貶值的協議。按照這種想法,美國可以購買大量中國國債。這一潛在而優雅的解決方案將使人民幣升值,阻止中國的資本外逃,讓美國財政部持有大量回報高於美國國債的中國國債。不過該解決方案面臨巨大的財政和政治困難。首先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不可能有足夠的錢來做這類交易,而美聯儲在升息和試圖解決其龐大投資組合的時候,會拒絕為此提供資金。

更穩健的方案是承認國際貨幣體系極其複雜的特性,制定一套各方可接受的規則對它加以管理。G20一直聲明禁止為獲得經濟優勢操縱匯率,但要監督政府和央行近年影響匯率的手段,這些聲明根本空洞無物。

簡單說就是,在後金融危機秩序中,每家央行都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操縱匯率。量化寬鬆、零利率政策以及其他貨幣管理新工具都對匯率有根本性影響。即使央行強烈表示貨幣貶值並不是這些政策的目的,但還是會有影響。歐洲央行表示要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後歐元對美元貶值就是證明。

中國對人民幣的管理一直比多數主要央行的政策更有實踐性。通過積極管理匯率和國內貨幣供應量,中國人民銀行細化出了一種非自由式的中央集權管理方法。它沒有選擇接受新自由主義開放資本賬戶的標準,沒有實行自由浮動匯率,而是使用更調諧的手段應對“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指的是任何經濟只能實現匯率穩定、資本跨國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這三個目標當中的兩個。

中國的戰略是把漸進而有限的(通常是可逆的)開放資本賬戶與匯率機制市場化改革結合起來。為此北京堅持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調諧“不可能三角”,管理資本流動,同時利用自己的巨額外匯儲備降低人民幣波動。這反過來也可以向國內外投資者提供些許匯率穩定保證。事實上,中國人民銀行還開始積極影響離岸人民幣流動性,以遏制投機勢力,打造匯率管理新路徑。

這些努力必須放到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日益動蕩的全球貨幣秩序背景下去看。中國正在戰略性地採取某些金融開放措施,同時尋求拓展新的安排,支持人民幣國際化。所以,“匯率操縱國”標籤是誤解了當前中國的戰略,這一戰略要通過管理資本流動和匯率,為人民幣打造風險較低的形象。雖然與其他主要貨幣相比,人民幣更像是國家管理下的貨幣,但它決非“操縱”匯率以獲取貿易優勢的戰略。

哲學上,中國人拒絕某些主要貨幣那種純粹自由浮動的放任式規則。因此在實踐中,中國的戰略認為當代國際貨幣體系並不是一個純粹自由的體系。顯然,所有參與者都進行着不種形式的匯率管理。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偏好使用較直接的國家導向工具,包括囤積大量外匯儲備來控制匯率水平和對資本實行控制。但即使是發達經濟體,通過實施量化寬鬆和其他貨幣管理新工具,也在以微妙的方式影響着匯率。

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急需一個新協議,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雖然G20作了一些努力,但目前為止這方面進展甚微。至少,主要國家應該同意貨幣和宏觀經濟監控要有更嚴格的規則與標準。同時,某些貨幣天然“自由浮動”的命題應該被揚棄。我們應當承認現行體系的“混合性”,也就是管理因素也在塑造匯率。同時應當有更加明確的、能被普通接受的定義,說明究竟什麼樣的由國家策劃的貶值才是“匯率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