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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齊思源 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訪問學者

特朗普與德國:進入中國市場的衝突

2017-02-13

上周,特雷莎·梅成為與特朗普總統會面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她在華盛頓就一項貿易協定進行遊說,目的是為其激烈的英國退歐談判贏取籌碼。的確,在英國的對外關係中,英美關係始終是“皇冠上的明珠”。一方面,它提供了最基礎的安全錨,英國也一直是與美國建立全面情報合作關係的極少數國家之一;另一方面,美國的市場和資本長期以來為英國的繁榮發揮着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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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國來說,歷史上只有另外一個市場就算不是更多,至少也是同樣有吸引力,那就是中國。早在1839年,富有遠見卓識的英國就認識到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並通過第一次鴉片戰爭,侵略性地讓重商主義清朝打開了大門。到19世紀中葉維多利亞時代(即她的龐大帝國的巔峰期),英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摧毀了妨礙英國進入早期版“歐洲共同市場”的拿破崙大陸體系,在西方與美國、在東方與中國建立起有示範意義的貿易網。這段時期英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完美體現了帕默斯頓勛爵常被引用的斷言:多變的英國“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毋庸置疑,這些利益有賴於開放的市場,以及能讓英國從事貿易活動的港口。

中國市場的吸引力與八國聯軍

1861年,讓英國強大的貿易範式隨着兩場嚴重危機同時爆發開始被削弱。在西線,美國內戰動搖了對英國紡織出口產品開放市場的根基。在東線,史上最大、最血腥的一場內戰——太平天國起義讓中國繼續對英國茶商開放市場變得難以預測。不出所料的是,英國支持現狀的穩定,它為清政府打擊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國叛軍提供支持,從而繼續享受中國開放市場的好處。不過,英國與龐大的東方中華帝國進行貿易,獲得了豐厚回報,這引來了更多心懷叵測的客人,正在崛起的日本帝國和所有歐洲列強都提出“最惠國待遇”要求。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惡性多邊事件中,列強們同意把中國市場瓜分成不同的商業勢力範圍,德國得到山東,俄國得到滿洲,兩地之間歸日本,英國享有主要港口,美國則進入上海和天津,等等。

清政府未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並屈服於包含不合理貿易讓利要求的恐嚇性最後通牒,為此中國人起而反抗,希望從西方列強和日本手中奪回民族自治權。為了對付受到精神控制的中國起義農民——義和拳,八個國家(英、美、日、俄、意、德、法和奧匈帝國)組成聯軍,他們依靠先進的技戰術,輕而易舉地擊敗了中國人的原始攻勢。

義和團運動通常被看成“屈辱的世紀”的決定性轉折點,西方對中國市場的商業入侵此時達到頂峰,它無疑是歷史性標誌,是西方國家為商業利益從事對華貿易的必然結果。西方掌權者認為,如果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落後於人,他們的帝國最終就會輸給競爭對手的崛起。

就像老話說的,“歷史不會重演,但的確相似”。隨着中國市場有望以巨大優勢成為世界最大市場,為進入這個廣闊市場,美國、德國、英國這些西方大國之間再次出現殘酷的競爭。然而,中國已經與義和團時代不同,它如今強大得多,越來越能夠以聰敏的戰略能力進行新的地緣經濟博弈。不像1900年,這回中國可以選擇與誰一起重新調整其龐大的地緣經濟態勢。

無論出於計謀還是本能,特朗普都明白中國的市場潛力

分析是什麼把唐納德·特朗普送進白宮,在理論上是誘人的。例如,令人信服的前提是特朗普是一個狂熱的煽動者,而貿易只會傷害中產階級是因為分配不合理而不是收入扭曲。機械化是失業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為大多數經濟學家認可,但政治家的信念創造切身的利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不會為“常春藤聯盟”理論家的抽象假設所驅動,它靠的是極具操作性的唐納德·特朗普代碼,哪怕他的觀念模式有多麼似是而非。一系列聲明和行政命令清楚地表明,特朗普將重新就全球商業秩序進行談判,並讓美國的綜合戰略主體這一世界有史以來最強大經濟軍事機器介入他的新貿易博弈。

特朗普的總體談判戰略並非是偶然和沒有方向的。當把歐盟稱為被德國利用的工具時,顯然這位總統認為,在他與中國的市場准入和貿易互惠談判中,德國是一個重要的地緣經濟競爭對手。他的首席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誣陷德國人為操縱匯率,壓低出口產品價格。不出意外的是,為削弱德國,特朗普會在歐盟培植“歐洲懷疑論”(他的高級顧問承諾在2017年5月的法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瑪麗娜·勒龐),同時他會與北京進行“鬥雞博弈”,為的是進入21世紀這個最重要的市場。

德國當然不會對特朗普的商業修正主義袖手旁觀。針對特朗普的講話,德國副總理的回應是公開呼籲歐盟與中國達成新的貿易協定,甚至建立一個新的聯盟。德國是歐盟與韓國自貿協定的大受益方,也一直支持當前與日本進行的貿易協定談判。在中國,德國已經擁有牢固的商貿網,通過信息通信技術與大規模生產的整合,德國技術如今正讓中國工業向21世紀標準、即所謂的工業4.0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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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能團結起來嗎?

美國相對於德國的終極地緣經濟優勢,就是歐盟的最終解體。美國和俄羅斯有可能聯手支持這一目標,這將無人能敵,除非歐盟表現出非凡的抵禦能力和戰略成熟。60年前,歐洲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就注意到,“通過採納歐洲的技術和歐洲的民族主義訴求,世界已經變成歐洲,並成功地利用這二者反對歐洲。歐洲,作為老歐洲,已經不再是世界的主宰,它已經退位,被美國和俄羅斯超越,如果歐洲不在最後時刻團結起來,美俄的政策將決定歐洲的命運”。

今天也許就是歐洲這樣的最後時刻,是歐洲“自我團結”並自我定位為中美之間理性仲裁員的最後機會。但歐元區眼下的脆弱性,歐洲內部事務當中日益增多的嘩眾取寵和德國的目光短淺,都表明歐洲只會是一個收受者,而不是美、中、德地緣經濟博弈過程中的全球規則制定者。歐洲缺少智識、硬實力和政治共識去制定和執行一種戰略,更別說與巨獸玩邊緣政策遊戲了。這麼看,歐洲的命運似乎又一次取決於歐洲以外的角色:北京和華盛頓。

中國的外交戰略困境

現代史上第一次,中南海的主人習近平主席要被迫作出選擇:要麼姑息白宮裡蠱惑民心的政客,他們用萬能的軍事機器包圍中國,但他們的國家是相當文明的競爭者,並不是不可逆轉的敵人;那麼與德國這個脆弱同盟的偶然霸主結盟,但德國的勢力會在歐元區崩潰的那一該化為烏有。這將是習近平執政期間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尋求民族復興過程中必須解決的最具戰略意義的外交政策難題。中國能既滿足那個狂熱的蠱惑者,同時支持歐洲,在美國和德國之間保持平衡而不改變其市場開放嗎?中國能挽救歐洲讓世界維持和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