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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如何持續釋放中國社會資本活力

2015-12-18

一個國家改革是否成功,關鍵在於能否設計出比較高效的制度供給。面對中國資本形成效率惡化,以及債務率急速上升的狀況,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提高資本形成和配置效率,來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

儘管2015年以來為降低融資成本,減輕企業債務負擔,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出現了三次“雙降”,然而,資本效率並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投資率趨勢下降不可避免。事實上,高投資模式賴以生存的宏觀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從趨勢上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勞動力供給出現變化,政策和人口結構變動導致儲蓄率變化,加上的勞動力再配置,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

對於大部分製造業企業而言,“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

而在企業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時,一些大企業卻寄希望於通過借貸進行資本套利。數據顯示,2014年6月,標準普爾發佈報告估計,中國企業債券市場比市場預期提前一年超越美國,2013年年末的規模達到14.2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3.1萬億美元。企業部門通過非正規渠道借入的外幣私債可能存在相當規模(比如通過境外募資,然後與國內企業在境外機構進行貨幣互換交易轉入國內),製造業企業的債務與盈利之比越來越高。在過去人民幣漸進升值的過程中(特別是近三年),由於美元的利率水平較低,其貸款利率甚至低於人民幣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負債外幣化,企業可以輕易地從中獲得顯著收益,這是當前企業如此熱衷於借貸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對資金有飢渴症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台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

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大幅上升,資產負債表出現了明顯惡化。與此同時,由於“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也導致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企業當中。由於國企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始終無法理清,即便在實施自負盈虧之後,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隱形擔保,這樣就大大推升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到底如何認識中國的高投資率與高儲蓄率,決定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過去35年,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是9.8%,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本積累,約佔60%左右。可以說投資與儲蓄的比例和結構是由中國經濟所處的特定階段和人口結構所決定的,它會隨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逐步趨向合理,不宜人為進行調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進入後工業化和高收入階段的發達國家的指標來衡量。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不是互為消長的關係,更不應將中國的改革理解為是增長抑制性的。中國必須加大供給側發力,以新供給替代老供給,通過改革真正創造出新的制度紅利和效率紅利。未來五年,供給側改革要以提高資本形成效率為核心,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

現在比較急迫的是要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轉變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消除要素價格“多軌制”現象,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

此外,要提高政府投資效率,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對研發活動的資金支持,鼓勵官產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

更重要的是,要全面深化負面清單制度,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從未來發展來看,共享經濟、長尾經濟、零成本經濟不斷湧現,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產業、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業態、新產品和新模式。為了進一步適應這種新形勢,已經出台的負面清單制度還應本着鼓勵創新、降低創業門檻的原則,加強制度供給,及時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及時更新限制類新建項目和淘汰類項目。通過負面清單制度,有效地保證市場准入,激發市場潛能。同時,要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本的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