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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溫控制目標:2攝氏度

2015-12-10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COP21)的會談正在巴黎進行,談判正被一個堂皇的數字所困擾。這個數字就是2攝氏度,它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來的人類避免21世紀全球災難性變暖所不得逾越的增溫上限。媒體普遍把COP21稱作人類避免災難的最後機會,但許多環境專家認為,不太可能達成能滿足IPCC這一目標的協議。悲觀的原因很簡單:把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這種基礎算術與談判國家的政治承諾放在一起,就完全是不可行的了。

IPCC是一個由國際科學家組成的大型機構,它必須在意見一致前提下提出報告和建議,包括不斷被重複的升溫不可超過2攝氏度的警告。由於其報告要求意見一致,一些氣候科學家認為IPCC的預測實際上相當保守。其實過去10年里,IPCC預測碳排放、溫度上升和冰蓋融化的“最壞情況”都抵不上現實。

為把溫度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下,我們需要減少碳排放。這不是意味着我們要減少排放量的增長,而是要讓全球總排放量有絕對的下降,而且要行動要儘快。由於經濟活動確實導致碳排放,因此,任何經濟的增長在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都意味着碳排放會增加。幾乎所有商品的生產都需要資源和能源。即使諮詢這樣“非物質的”服務,也需要電腦與電話,而這離不開電力照明、發電廠和採礦業。

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經濟衰退時排放量下降,經濟復蘇時排放量上升。毫不奇怪,碳排放增長最快的國家正是那些在工業化帶動下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現在就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GDP“碳強度”指的是生產1美元GDP所需的平均碳排放量。就像尤里奇·霍夫曼所指出的,全球碳強度從1980年到2008年下降23%,但由於經濟增長遠遠超過了效率的提高,同期碳排放量的增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

這就是COP21這類談判所存在的現實而根本的問題。只要不斷增長的經濟產出導致排放(也的確如此),那麼經濟增長一般來說就會為潛在的災難性全球變暖問題推波助瀾。就像霍夫曼寫的,如果當前的人口和收入增長趨勢延續到2050年,我們就必須讓碳強度下降到現在的1/21。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達到歐洲標準,那麼這個數據就必須是1/130。歷史上從未有過此等規模的碳強度下降,而且也沒什麼理由相信那是可以實現的。

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所以它們是分析全球變暖政治的最佳對象。兩國政府的合法性繫於它們確保經濟持續增長的能力。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增長是維持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關鍵。同樣重要的是,持續增長能把可能出現的與財富公平分配有關的麻煩延後。人們只要看看飽受低增長高失業困擾的歐洲就知道這些弊端如何威脅着政府或政黨的未來。

只要經濟快速增長還被看成是持久合法性和政治成功的關鍵,避免災難性全球變暖在政治上就是水月鏡花。想想共和黨總統提名人傑布·布殊吧,他多次承諾要讓美國經濟的年增長速度上升到4%。但這種保證相當可笑,如果實現的話,那註定會給氣候穩定帶來災難性影響。中國目前正經受經濟動蕩,持續穩定的增長很可能被當作中共保持政治合法性的關鍵。與美國的情況一樣,這種增長雖然支撐了中國政府的穩定,卻給地球的穩定帶來危害。

國際氣候談判的另一個問題是這些談判都有誤導性的前提。並不存在什麼“美國的”或“中國的”排放,有的只是通過全球性經濟活動而產生的碳排放。發展中國家排放量的增長顯然比發達世界快得多,因為正是這些地方在建造新工廠和新電站。發達國家的公司完全是依賴這些排放源實現自己的“綠色”經營。沒有中國的工廠和稀土冶煉廠,就根本沒有今天的蘋果公司。發達國家並沒有真正變得更環保,它們只是把自己的排放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了,只是把為達到2攝氏度增溫限制目標而必須作出艱難抉擇的時間推遲了。

世界各國給COP21提交的承諾不會滿足這一目標。即使每個國家都堅守自己的承諾(以前達成協議後從未現實過),到本世紀末氣溫仍會升高大約3攝氏度。這一升溫速度將使全球冰蓋不停融化,導致全球海平面大大上升。世界部分地區將出現災難性洪水,其他地區將隨着淡水的枯竭遭遇旱災和飢荒。局部地區氣候變化會很劇烈,成百上千萬的人可能會從赤道附近的酷熱地區遷移。

要避免災難,COP21這類國際談判是不夠的,它需要在政治上轉變不顧一切追求經濟增長的做法。這意味着在沒有無限增長的萬能葯情況下,國家必須解決就業和財富公平分配問題。社會運動需要將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轉變為對氣候和生態穩定的關注。否則,我們將把自己和我們的子孫置於一個日益充滿敵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