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競技場
人工智能（AI）正迅速成為中美軍事關係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被兩國視為塑造未來軍事實力格局的關鍵因素。美國強調加速AI技術在國防軍事領域的應用和部署，以在未來戰場保持優勢地位。中國同樣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在國防中的作用。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加速推進“智能化”在軍隊建設中的應用，明確要求人民軍隊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建成世界一流軍隊，而AI等前沿技術被置於這一戰略目標的重要地位。人工智能被兩國納入各自軍事現代化戰略的核心，事實上已構成中美軍事博弈的全新競技場。
然而，AI在中美軍事關係中扮演的角色並非單一的“衝突催化劑”。在兩國都面臨國防能力現代化需求的背景下，AI對兩國軍事關係的影響呈現出多重面向。AI軍事應用充滿複雜性，既能夠在局部推動革命性的軍事效能和作戰方式的調整，也在兌現賦能預期方面充滿挑戰、不足和不確定性，並連帶產生足以破壞作戰效果、國家安全和戰略穩定的風險與威脅。AI應用和部署于軍事領域，既是推動作戰效能提升的利器，成為雙方競爭領域，也能夠促使雙方正視共同面臨的安全風險。因此，我們有必要在競爭與合作的雙重視角下，對中美軍事AI關係進行審視。此外，作為全球AI與軍事科技舉足輕重的兩個大國，中美有必要共同承擔責任，應對AI軍事化所帶來的結構性安全挑戰，在相關治理領域尋求對話協調機制，防止技術及應用失控損害國家安全、擾亂地區乃至全球穩定。
不同層級的賦能與風險
AI具有提升軍事效能和引發多重風險這兩方面的影響，如同硬幣的兩面，貫穿於上述各個層級、不同領域。在賦能方面，AI可以幫助後勤、訓練、指揮等領域實現自動化與效能優化，在直接作戰和戰場管理方面，AI結合無人平台的出現有望至少在局部改變未來戰爭的範式。但與此同時，AI引入軍事領域會帶來多重潛在風險。其一，AI可能壓縮決策時間、放大衝突升級概率。其二，當前以神經網絡和數據為基礎的AI系統因其算法不透明性以及數據的不可靠性，可能誘發人為誤判，導致地緣衝突或人道悲劇。更隱蔽的是，AI被利用於信息戰和認知戰，通過生成海量虛假音視頻或新聞，擾亂對方國內輿論和決策判斷。在中美高度警惕彼此意圖的背景下，這種信息層面的誤導可能對戰略穩定造成額外衝擊。其三，軍備智能化引發的競爭螺旋升級也會加劇，AI競賽無疑已成為當前兩國軍事安全競爭的新推手和新形態，雙方在缺乏互信和有效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都擔心在軍事智能化上落後於對方，於是加速投入軍備和防禦措施。雖然美軍高層試圖釋放克制信號，避免陷入失控軍備競賽，中國方面也反覆強調“不與其他國家開展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但是在客觀效果上，兩國顯然都不願也不會在AI軍事應用上示弱，一方的新部署往往被另一方視作壓力，從而推動其投入對等或更多資源追趕，這種局面可能令兩國陷入“贏了競賽卻輸了安全”的困局。這種困局並非“安全困境”，潛在的負面影響則大於安全困境，因為雙方的出發點均非“滿足現狀”而是尋求通過新的技術可能性尋求有利於己方的改變。
具體而言，兩國的AI軍事應用在由戰術到戰略層面的部署存在不同的影響。在技戰術層面，AI已廣泛融入兩國武器裝備和支援平台與系統。AI的優勢直接體現在戰場管理微觀層級的敏捷與精確上，以及戰場之外的建設與管理，例如更加實時的情報處理、更自主的無人系統、以及戰場感知與火力打擊鏈的加速閉合，能夠提高感知、決策和打擊效率，以及後勤物資管理和人員演訓效率。這構成了中美競爭最直接也最激烈的領域之一，雙方都希望通過AI賦能使己方士兵和武器比對手更“聰明”、更迅速、更高效。不過這一層級應用部署的影響範圍也是相對有限的，無論是賦能還是失控風險方面，雖然存在出現連帶效應和升級的可能。
在作戰行動和戰區層面，AI的影響開始放大，對中美軍事態勢的塑造更加顯著。雙方都在探索以AI優化指揮控制和戰場管理，例如通過智能算法整合多源情報、輔助指揮官決策，從而在較大規模作戰行動和戰區層級形成具有“聯合”和“全域”特徵的感知與快速響應能力，實現跨軍兵種、跨地域、跨作戰域的信息融合與火力分配。這一層面的AI應用對中美軍事關係影響的風險性也在提升，AI賦能的快速決策和聯合打擊能力意味着雙方在潛在對抗中的攻防博弈更趨激烈，敏感領域和地域出現局面失控與升級的可能性提高，如果缺乏有效的溝通管控機制，高速運轉的智能化戰場可能超出人類指揮員的掌控，或“誘導”人類指揮員，令偶發事件迅速升級為難以遏制的軍事對抗。AI不僅是力量“倍增器”，更可能成為風險“放大器”。
在戰略層面，人工智能對中美軍事關係的影響更趨深遠和複雜，既關係到戰略穩定、核威懾穩定，也涉及全球安全格局的走向。首先，AI可能衝擊戰略威懾與穩定。例如，智能化偵察與打擊技術的發展，使得強者探測對方戰略威懾力量並實施有效打擊的可能性增大，剝奪對方二次核打擊能力成為一種可能和誘惑，而相對弱的一方如判斷自身二次打擊能力的生存性存疑，也在理論上面對“use it or lose it”的兩難，無論哪種機制發揮作用，都能削弱雙方的威懾平衡。此外，AI介入戰略決策可能引發誤判升級。在高度緊張的戰略博弈中，如果決策者過度依賴AI提供的信息與建議，或AI支持的機構或個人，而這些算法存在偏見或不透明性，所依靠的訓練數據存在缺陷，又可能出現惡意操縱導致的“深度偽造”、網絡攻擊等問題，那麼戰略層面的誤判風險將大大上升。因此，在戰略層次上，中美都對AI保持着警惕，包括強調確保核武器始終置於絕對安全和可靠、由人控制的狀態。不過，對中美而言，最複雜的課題在於，AI在戰略層面的介入並非簡單的“掌握按鈕”或“替代決策”，而是AI在複雜的人機環中以各種方式、在各個環節實現了廣泛的“嵌套”。像中美這樣的大國所要管理的並非簡單的某些AI賦能戰略工具，而是龐大的複雜系統。總之，在戰略領域，AI既被兩國視作確保未來戰略優勢的必爭高地，同時也因其可能撼動戰略穩定而應當引發雙方對失控以及更複雜情形負面後果的擔憂，前者推動競爭，而後者則構成雙方合作管控的前提。
競合交織態勢
通過以上討論，可以發現當前中美軍事AI關係呈現出競合并存交織的特徵。一方面，競爭態勢激烈。無論是在前沿技術研發、戰術應用、作戰概念創新還是體系性的現代化適應上，中美均視對方為主要競逐對象。雙方都將AI視為贏得未來軍事優勢的關鍵，投入巨資、聚集力量，力求在AI技術突破和軍事轉化上跑在前列。在爭奪AI軍事優勢的問題上，中美誰都不願也不會主動讓步，形成了典型的零和博弈狀態。
另一方面，合作與風險管控的需求同樣突出。特別是隨着AI技術不斷滲入戰略領域，兩國都有動機避免陷入安全閘門缺位或失效的危險狀態。近年來，中美在一軌和二軌層面都開始探索就AI風險管控進行對話溝通的可能，兩國也分別作出了管控高風險應用的動作。
在美國方面，相關約束已通過《美國國防部第3000.09號指令：武器系統自主性》實現一定程度的制度化。該指令要求自主和半自主武器系統在設計上必須確保指揮員和操作員能夠對武力使用作出適當程度的人類判斷，並要求某些自主武器在正式立項研發和部署列裝之前接受高層審查。華盛頓發佈的《負責任軍事使用人工智能與自主性的政治宣言》則呼籲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軍事人工智能，遵守國際法，並設置相應護欄，以減少非預期偏見、事故和非預期升級。
中國近來的相關努力採取了類似但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明確規制色彩的形式。北京一再主張，各國尤其是大國應以審慎和負責任的態度對待人工智能軍事開發與使用，確保此類系統安全、可靠、可控並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避免誤用、濫用和無序擴散。中國還在多邊場合積極推動這些理念，倡導在聯合國框架下制定廣泛接受的軍事人工智能治理規則。中方已發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和《關於規範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的立場文件》，明確主張各國尤其是大國應以審慎和負責任的態度對待軍事人工智能的研發和使用。中國強調，軍事人工智能治理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堅持發展與安全並重，並防止軍備競賽。這些立場在精神上並不與美國倡導的“負責任人工智能”原則根本衝突，二者都體現了對人工智能安全與倫理問題的關注。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在2024年12月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期間兩國元首聲明中明確強調，必須由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或機器保持對核武器的控制，這給未來相關管控合作推進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中美在某些風險管控議題上存在進一步的協作與合作空間，例如建立溝通熱線和預防機制以防AI引發誤判危機，甚至在未來實現局部有限分享測試驗證和算法安全相關信息，加強局部雙向透明度，以減少重大誤判風險。隨着AI技術繼續發展，中美在管理和治理軍事領域失控風險、人為誤判和冒進風險、倫理規範合作等方面都存在協調甚至合作的必要。不過也需要注意的是，對共同風險的理性認知並不足以完全對沖或消除因互疑而互塑的消極行動循環。
競合并存的態勢給兩國軍事安全關係和國際安全治理都提出了新的課題 —— 如何在競爭必要也會必存的前提下，避免完全失控和非必要對抗的出現，並尋求將有限的合作共識轉化為實質的風險管控。對於中美而言，這不僅是兩軍之間的問題，更是覆蓋AI技術發展全生命周期、全應用部署網絡的多領域和多部門協調問題，不僅是高政治和一線政策問題，也是兩國二軌外交和學術科研交流協作的問題。
共同責任與治理展望
作為全球AI和軍事科技的領先國家，中美在軍事AI領域的競合關係將對21世紀的國際安全產生深遠影響。這不僅事關兩國自身的戰略利益，也攸關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歷史經驗表明，新技術的軍事化往往早於相應規則的建立，因此大國有責任超前思考並引領治理框架的塑造。隨着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度和深度融入軍事領域，中美都無法獨善其身、也無法通過單邊行動有效應對AI帶來的結構性安全挑戰。正如中國軍控白皮書中指出的，外空、網絡、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是全球治理的新疆域，需要各國特別是主要大國共同參與制定廣泛共識的治理框架。
這意味着，中美應超越零和博弈，開展必要的對話、協調乃至合作。首先，兩國應建立高層對話與溝通機制，借鑒美蘇在核軍控領域建立熱線、簽署協議的經驗，中美可以探討在AI軍事應用領域設立常態化的溝通渠道，討論簽訂行為守則或建立危機聯絡機制，在AI相關事故或異常情況發生時及時溝通，防止局勢升級。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機制如果有可能建立並具備可行性，其任務應盡量收窄：不是“解決危機”，而是“核實某一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危險異常究竟是真實存在、局部發生、功能降級、遭到偽裝，還是仍在擴散”。例如，這類渠道應當主要服務於異常澄清和事件範圍界定，而不是在實時狀態下裁定責任歸屬，其目的在於防止因不確定性而引發螺旋式升級。它應當包括一套可在人工智能關聯事件發生時迅速交換的最低限度信息模板，例如：事件發生的時間窗口、受影響部門、對歸因的初步置信度、潛在偽裝跡象，以及為遏制擴散已採取的措施等。
第二，中美應在多邊場合發揮建設性作用，支持聯合國、五常、五常+或其他有效平台與框架，推動國際規則與標準的討論甚至制定。這種工作的起點往往很低，政治阻力巨大，協調成本很高，但即便是諸如共同支持諸如“某些AI賦能武器或軍事系統只有在特定條件下以特定方式才能夠使用和部署”這類最低原則，即便缺乏完整的落地對標性，鑒於AI競賽的全球擴散風險，中美仍然有責任攜手推動相關議程的起步。
第三，中美應鼓勵在官方層面之外持續加強二軌交流與合作，允許和推動兩國學術、智庫和廣大的認知共同體開展聯合研究、提出行動倡議、影響政策閉環，就AI對軍事安全和戰略穩定的影響建立基礎知識體系、拿出可行政策建議。事實上，雙方專家已通過不同平台進行了大量相關的二軌對話，併產生了實際政策影響。如何進一步有效打通部門壁壘，將相關成果納入具體的軍事安全決策和能力建設環路，應是下一步目標。
中美在AI軍事應用領域既是競爭對手，也是面對共同風險、承擔共同責任的利益攸關方。雙方既要避免陷入螺旋競爭，也應在共同關切的問題上開展對話和協調，甚至將軍事AI視為與核武器和戰略穩定同等重要的雙邊安全對話核心議題。如何在追求軍事效能、確保國防能力建設、軍事安全利益與防範安全風險之間取得平衡，已成為中美兩國兩軍共同面臨的戰略課題。在推動AI軍事創新、維護自身軍事安全利益的同時，中美兩國需要拿出大國擔當，共同塑造安全框架與可落地、因地制宜的規範規則體系，為相關地區乃至全球的長治久安做出貢獻。這不僅符合中美雙方的長遠利益，也是對人類命運負責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