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現任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與前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正為角逐白宮大位展開激烈的競選造勢，相關動態受到美國內外各界密切關注。總體而言，我國學界對二人（或更寬泛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執政後的對華政策有較為一致的認知，即僅限於策略性調整，難以出現實質性變化。而觀察近年快速興起的“武器化派”及其對美國政府的施政影響，對研判2024年大選結果給美國對華政策帶來的潛在影響具有重要價值。

“武器化派”的興起及核心主張

近年來，隨着中美戰略競爭持續加劇，美國戰略界展開了一場激烈辯論：美國政府是應該讓中美相互依存繼續發揮“壓艙石”的積極作用，還是將其“武器化”，甚或切斷與中國的相互依存關係？其中，主張運用美國強大的全球盟伴體系、強有力的金融科技工具以及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機制等全球性優勢資源，在戰略上利用相互依存關係遏制中國發展的“武器化派”影響力最大，成為影響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主要力量。

作為一種政策理念，“武器化”在特朗普2017年執政後逐漸成為其任內處理對華關係的主導性原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和拉里·庫德洛、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國務卿雷斯克·蒂勒森、白宮高級顧問賈里德·庫什納等人是特朗普政府“武器化派”的主要代表。在對華問題上，上述人士強調利用中美經貿科技上的相互依存關係，運用國家政策工具（如徵收高額關稅），將美國的優勢“武器化”，以重構中美經貿關係，抵消來自中國的威脅，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武器化”成為美國兩黨對華政策最大公約數

“武器化派”是美國戰略界反思和辯論對華政策的結果。“脫鉤派”與“接觸派”之間的激烈辯論，催生了融合兩派部分政策主張的“武器化派”。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持續加劇且長期化的背景下，“武器化派”的相關政策理念正成為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最大公約數。

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宮初期，在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和羅伯特·奧布萊恩等保守派人士影響下， “脫鉤派”成為美國行政當局主流。這些人將美國視為全球化發展和相互依存關係的“受害者”，主張實行戰略收縮，甚至回歸孤立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崛起視為對美國的“嚴重威脅”，認為中美貿易往來是零和博弈，主張切斷與中國在經貿、科技、人文等領域的聯繫，實現強行“脫鉤”。然而，在班農、納瓦羅等“脫鉤派”引導下陸續推出的對華舉措侵害了美國傳統上與中國深度接觸的全球主義者的利益，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與美國產業界、科技界的互動過程中調整對華政策，並最終採用以“武器化派”為主“脫鉤派”為輔的政策思維。這是“武器化派”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武器化派”的興起也與“接觸派”的迅速邊緣化密切相關。近些年，在美國對華強硬的政治氛圍下，“接觸派”日益有悖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那些曾強調與中國交流、對話與合作的戰略人士，如今是以對華“穩定派”或“競爭共存派”等面目出現。這一群體曾長期佔據對華政策主流位置，前助理國防部長、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約瑟夫·奈，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學者詹姆斯·斯坦伯格，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耶魯大學學者董雲裳（Susan Thornton）等智庫專家與高校學者，都是“接觸派”代表。這些人高度肯定相互依存關係對緩和中美緊張、化解潛在衝突、引領全球發展的積極作用，時至今日，他們仍主張深化中美相互依存關係，維持兩國各領域接觸。然而，在中美關係至今仍無實質性好轉的情況下，這些政策理念在美國戰略界所面臨的挑戰可想而知。

新一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潛在走向

拜登2021年入主白宮後，在較大程度上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競爭框架和“武器化派”的政策主張，但他祛除了“脫鉤派”的影響力，日益呈現出以“武器化派”為主“接觸派”為輔的對華政策思路。這與特朗普執政中後期以“武器化派”為主“脫鉤派”為輔的思路有較大重合，可見，“武器化派”及其主張已成為美國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主流。在形塑“武器化派”未來走向的諸多因素中，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是最關鍵的變量，將直接決定“武器化派”在美國新一屆政府中的影響力。

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奧布萊恩、博明、萊特希澤等“脫鉤派”和庫德洛、姆努欽等“武器化派”可能再次入閣，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執政團隊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其第一任期的翻版，對華政策也將左右搖擺、前後矛盾。但總體而言，“武器化派”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類似的，對華關係“武器化派”在民主黨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可能性也較大。拜登執政三年多以來，“武器化派”在其執政團隊中的人數持續增多，民主黨新老世代精英對華政策認知也逐漸傾向於認同“武器化派”的相關理念與主張。因此，民主黨新政府極有可能繼承拜登時期的對華政策框架，綜合採納“武器化派”和“接觸派”的主張來處理對華關係，同時避免與中國“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