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中美關係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同時也是最複雜的一對雙邊關係。 經濟上深度依賴、戰略上高度競爭、安全上激烈對抗的狀態，構成中美關係的主要內容。 上述內容並非處於靜態，而是在急劇變化中。美國正設法削弱與中國的經濟相互依賴，美國自中國的進口持續下滑，收緊來自中國的投資以及對中國的投資。中美關係中戰略競爭一面本來並不突出，但是特朗普政府開打貿易戰，將中美關係導入競爭軌道。當前中美競爭基調完全壓倒了合作。中國希望將經濟相互依賴作為雙邊關係的戰略基礎，但美國拒絕。美國強調，競爭是關係的主軸，經濟相互依賴必須服從美國國家安全需要。中美關係中的安全對抗一面長期存在。冷戰結束後，大國關係全面緩和，和平發展和全球化成為主流。美國繼續維持在地區的同盟體系，雙方因朝核導、台灣和南海等問題產生安全分歧，但大體上只是一種“冷對峙”，安全上的衝突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一道消極背景，但並未對關係發展產生重大阻礙。然而，隨着中美走向戰略競爭，安全衝突也由冷轉熱。美國擔心中國崛起改變地區軍力平衡，積極翻新地區同盟體系、擴大織密夥伴網絡，提升美台實質關係，以此威懾中國。中國則積極推進國防現代化，力爭在解決台灣問題上掌握更多選項和主動。因此，雖然中美在軍事上尚未勢均力敵，且核力量差距懸殊，但仍然出現了日趨激烈的安全對抗。

中美安全對抗主要是美國利用地區同盟威懾中國，中國針對美國可能的干涉發展“區域拒止”能力，對美國（以及台灣當局）形成某種反威懾。烏克蘭危機以來，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相互威懾呈升級狀，甚至出現失控的可能。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下滑螺旋，近期雖有些許轉暖跡象，但遠未回歸穩定軌道。中美之間正常溝通對話管道仍在努力恢復與建設中，雙方除了在媒體上相互指責以外，威懾更成為一種對話方式。美軍高層不時隔空喊話，釋放威懾信息，中國軍方發言人也一再重申強調為台灣不惜一戰的決心。在這種情況下，認真總結冷戰經驗，弄清威懾的含義，對於避免擦槍走火，有效實施危機管控，無疑十分必要。

美國對華威懾分幾個層次。頂層是以核常軍力優勢為核心，同盟體系為支撐，經濟外交為主要運用手段，綜合的、全面的威懾。拜登政府的國防部長奧斯汀提出“一體化威懾”戰略，即為實施這類威懾的新手法。它在烏克蘭危機中得到檢驗，一般把它稱為“混合戰”“總體戰”。顧名思義，就是不局限於使用軍事力量，而是綜合運用經濟、金融、能源，以及政治外交等各種資源和手段，拉攏同盟國和夥伴國一起參與，協同行動。它形成了整個威懾戰略的恆定背景，無論中美關係改善與否，美國都會繼續推進其“一體化威懾”戰略，它是維護美國秩序的基石。

第二層次則是具體策略，專門針對特定潛在衝突，例如台灣問題而設計。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長期維持“戰略模糊”，按美國戰略界人士的說法，它是一種雙重威懾，希望既能（通過綜合威懾）嚇止中國大陸不對台使用武力，也能（通過不明確承諾是否直接出兵護台）預防被動裝入台灣方面挑起的衝突，被台灣當局拉下水。隨着兩岸軍力對比向大陸傾斜，美國越來越擔心，“戰略模糊”難以維持台海現狀，“一體化威懾”亦不足以懾止中國武力收台的決心。美國正在考慮是否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這意味着美國將明確公示出兵護台的條件。考慮到中國大陸正迅速積累在台海的局部軍事優勢，美國光有出兵承諾恐怕還不夠，其威懾力必須達到讓中國覺得不但無勝算，而且代價超過其承受能力。為此，美國又在討論兩類方針，即懲罰性威懾或者拒止性威懾，哪一種更加有效。懲罰性威懾又稱報復性威懾，即中國大陸一旦武力收台，將遭到全面報復和摧毀性打擊。美軍高層最近頻頻放話，比如，23年5月下旬，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在講話中聲稱：“沒有所謂的速戰速決，如果決定投入這場戰爭（台海衝突），那麼美軍將對中國財產和平民百姓實施毀滅性打擊”。又如，2023年6月底，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聲稱，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希望通過威懾，“確保每天中國人睡醒後都說，今天還不是攻打台灣的那天，而那個決定永遠不會到來。”這種威懾其實一種“終級”威懾，威力十足但由於賭注過高，真正實施的可能性反而較小，從而降低其可信度。如果中國形成了足夠的核生存和反擊能力，可與美國“相互確保摧毀”，懲罰性威懾的可信度就趨近於零。正因如此，美國戰略界又在討論如何從懲罰性威懾轉向拒止性威懾 ，意思是要讓中國大陸認識到，其無法在武力收台的局部戰爭中獲勝，或者付出的代價遠超承受能力。既然軍事行動達不到目的，就會選擇放棄使用武力。這種威懾的目的限於擊敗對手軍事力量，拒止其達成目標任務。相對於懲罰性威懾，它的目標定得更低，威懾強度下降，顯得更為“溫和”，但更有可行性，反而更為可信。

但是，正如美國昆西研究所提出的一種觀點所說，由於解放軍的軍事現代化水平提升迅速，美國越來越缺乏在中國近海的局部戰爭中獲勝的把握，拒止性威懾的有效性也在遞減。因此，美國的威懾戰略又發展到第三個層次，即考慮到無法懾止解放軍武力收台，美國及其盟伴可轉向鼓勵台灣加強自我防衛能力，或者自毀重要資源，來增加大陸收台成本、降低其收台收益，以此來懾止大陸動武。圍繞這一層目的，美國逐步改善對台軍售的針對性、實用性，為台灣設計了“毒蛙戰略（Poison Frog Strategy）” “豪豬戰略”，希望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圍繞摧毀台灣的價值，美國設計了“覆巢戰略”（broken nest strategy又稱“焦土戰略”）“硅盾戰略” ，希望台灣面臨大陸武力攻擊而無法固守時，能自毀台積電等核心戰略資產，以免其落入大陸之手，從而為大陸與美國博弈增添籌碼。

另外，根據威懾戰略的一條原則，“威脅的有效性有賴於潛在敵人能獲得什麼樣的其他備選方案”，美國政府試圖向中國提供某種保證，以提升上述威懾的有效性。它不斷向中國承諾，美國政府堅持“一中”政策，雖然美國的“一中政策”與中國要求的“一中原則”有着顯著差異，且已被美國掏空實質，但它畢竟保留“一中”軀殼。美國認為，這一策略足以讓中國接受威懾，從而得以避免真正的軍事衝突。

中國當然不能寄望於美國的保證來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中國看來，美國的戰略目標不在於維持“台海現狀”，而是借台灣牽制中國的復興大業，美國的上述威懾都可視為“以台制華”戰略的不同表現。中國本身也在實施反威懾。中國的反威懾至少包含兩個方向，一是針對“台獨”採取軍事威懾，同時也運用外交、法律、經濟以及政治手段，形成對台“綜合性”威懾。二是針對美國等外界可能的軍事干涉，積極推進國防現代化，努力打造阻止美軍介入並控制局部戰場的軍事能力，美國稱之為“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中國的這種威懾更接近“拒止性威懾”而非“懲罰性威懾”。中國的核政策是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意味着中國對美國的核威懾有局限條件，意味着中國的威懾主要建立在常規軍力之上，而以中國的常規軍力還無法對美國本土實施懲罰性報復。

懲罰性威懾和拒止性威懾的區分是為討論方便，它意味着資源投入類型和方向的不同，懲罰性威懾着重於包括在美國本土和海外前沿基地投入遠程重火打擊力量，而拒止性威懾則側重於加強在前沿的軍事存在，並在台灣部署抗擊大規模登陸的針對性武器。在現實中，這種區分雖有一定意義，但影響軍事資源投放和部署的因素和程序非常複雜，戰略的制定、部署和展開受到諸多制約，各種類型的戰略均會在實踐中有所體現，或者隨時發生改變。

以中美兩國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對比而論，美國威懾的可信度比中國高。但是，威懾中的互動關係十分複雜，看似有利的條件也可能反過來成為制約因素。比如，美國戰略界有觀點認為，中國缺少反擊美國本土的手段，這看似弱點，但反而可能使美國面臨缺少升級選項的困境。如果大陸對台發動攻擊，美國出兵干預解放軍的跨海登陸行動，作為升級性行動，大陸可以選擇打擊美國在關島甚至夏威夷的基地。而這是一種有限的升級行動，可以將戰爭控制在局部而又對美軍造成足夠大的損失。根據理性對等，中國大陸可以相信這不應當招致美國的全面報復，因為它針對的是軍事目標且沒有打擊到美國本土。由於中國周邊的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眾多，中國就有了許多可以適當升級對美國威懾而不至於引發全面核戰爭的選項。相比之下，美國的升級戰略就缺乏這些過渡選擇，一旦面臨中國的有限升級行動，美國如果想升級反應，只能攻擊中國本土目標，這就冒極大風險，它可能將中國逼上絕路，迫使中國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對美國實施全面報復，從而進入全面核戰爭。

中美關係會否失控要害在台灣。威懾戰略也主要圍繞台海可能有事展開。但是也要清醒認識到，台灣問題產生以來，維繫台海穩定的因素多樣，其互動邏輯十分複雜，軍事威懾只是其中一環，島內政治力量格局、國際共識與秩序、各方利益平衡、大國戰略均勢等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長久以來，大陸並非簡單依靠自身軍事力量懾止台獨，更多依靠外交、法律和經濟等手段，以及二戰後的聯合國秩序和國際法等外部資源，運用綜合國力，以利相吸，以害相警，武力只是決不放棄的最後手段。

同樣的，美國也不是單純依靠軍事威懾來維持台海現狀。美國的威懾戰略其實是在矛盾的選擇之間進行謹慎的平衡。美國鼓勵台灣自衛以對抗大陸的統一攻擊，但又不放縱台灣攻擊大陸而引起真正的軍事衝突；美國售台武器的質數量都經過審慎評估，維持兩岸軍力平衡，足以威懾大陸不能輕易動武，但又不足以鼓勵台灣主動進攻大陸，這在兩岸軍力不利於大陸的早期尤其如此；美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但又不支持其以獨立國家身份參與。歸根到底，中國大陸對美國遠比台灣重要，台灣的戰略價值必須納入到美國印太戰略與“競贏（outcompete）中國”的戰略大棋局中去衡量，如果台灣在棋局中的作用足夠大，美國就可以多支持，如果台灣無法發揮作用，則就成為棄子。

因此，雖然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緊張和相互威懾的一大源頭，但糾纏其中的“死結”並非全然無解，走向武裝衝突亦並非必然，各方仍大有機會找出轉圜的辦法，求得相互威懾下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