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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積敏 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對巴黎恐襲的若干思考

2015-11-19

11月13日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造成至少129人死亡。此事引發了社會恐慌和公眾的焦慮。國際社會譴責恐怖暴行,對遇難者表示同情。但更重要的是,要對這些攻擊的外溢效應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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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恐怖襲擊暴露了法國反恐政策的缺陷。2015年初以來,法國遭受了一系列暴力襲擊,如恐怖分子1月份對《查理周刊》的襲擊。法國當局本應保持高度警惕,保持情報與安全部門的密切合作,加強危險品管控,追蹤潛在嫌疑人。這一次襲擊顯然有計劃、有組織,肯定經過長期準備,為早期預防提供過關鍵的時間窗口。尤其是,最近俄羅斯客機在西奈半島墜毀,已經顯露了恐怖極端分子針對西方國家採取報復行動的計劃水準。然而在這種背景下,巴黎恐襲還是發生了。

第二,隨着排外情緒和種族主義進一步漫延,歐洲移民政策或將出現調整。當前歐洲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這場危機不僅是對歐洲國家所珍視的人道主義和道德主義理念的考驗,也是歐盟面臨的主要政治挑戰。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最重要的國家已經承諾接受更多來自中東北非的難民,並希望其他歐盟國家跟進。但巴黎恐襲事件使歐洲國家再次苦於竭力平衡安全與人道主義,這勢必給當前移民政策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特別是,恐怖襲擊可能給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打開大門,例如讓法國國民陣線獲得更多政治話語權。這將對歐洲難民和移民政策產生深遠影響。

第三,推廣西式民主戰略是暴力極端主義擴散的原因之一。這次恐怖襲擊的罪魁禍首再次指向“伊斯蘭國”。回顧“伊斯蘭國”進化史,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伊拉克等地實行的政權更迭政策也產生了作用。它們借用強大的軍事力量顛覆中東北非政權,試圖向這一地區輸出西式民主。它們認為這將帶來和平、穩定與繁榮,消除恐怖主義的滋生土壤。但適得其反,像所謂的“大中東計劃”政策,以及“阿拉伯之春”運動,導致了持續的動蕩和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在當地的擴散。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歐洲難民危機的根源之一。顯然,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摧毀了一個對手,同時又添加了一個更危險、更難對付的敵人。這給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及整個國際社會帶來安全威脅。

第四,必須建立有效的國際協調機制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敵人,予以打擊關係著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建立有效的國際反恐協調機制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巴黎恐襲發生後,世界主要大國迅速作出反應,強烈譴責這一反人類罪行。這些國家意識到,面對恐怖主義挑戰,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要戰勝恐怖主義,僅靠一兩個國家或國家集團無法達到理想結果。顯然,恐怖主義已經成為最現實、最緊迫的安全挑戰,世界各國必須立即行動,在界定恐怖主義標準、協調反恐政策和情報共享等方面加強合作。此外,在應對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過程中,使用軍事手段是必要的,但還遠遠不夠。必須有根本性的政策,來消除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的滋生土壤。消除貧困、現實全球均衡發展、加強全球治理機制的有效性和包容性、尊重人民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應該成為最基本的政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