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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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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裕舜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德學者

斯塔默政府能否兼顧美國和中國?

202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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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9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中左)和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中右)在倫敦蘭卡斯特宮舉行的中美經貿磋商機制首次會議中合影留念。(照片:李穎/新華社

兩國代表團2025年6月10日的會面地點是一座華麗建築,它是位於倫敦市中心的蘭開斯特宮,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象徵意義。會面的一方包括一位得到總統信任的內閣成員和一位經驗豐富的銀行家,後者被提拔為有史以來最難預測政府的高級貿易官員。另一方是一位強硬的、受命於本國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官員。他們身旁是一群經驗豐富的技術官僚,包括一位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

一個月的時間內,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率領各自團隊舉行了第二輪高層雙邊貿易談判。借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前一周通話的契機,雙方團隊達成以下共識:美國對華關稅維持在51%(拜登執政時期的21%+特朗普加征的30%關稅);中國將加快恢復對美稀土出口,以換取特朗普在重新接納中國留學生方面做出讓步。

不過,尤為引人注目的並非雙邊談判的具體成果,這些成果僅僅印證了人們的看法,即精通媒體宣傳的特朗普總是摘取唾手可得的成果,以便將其轉化為“勝利”,納入他的個人“交易”招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這些談判在倫敦舉行,而不是日內瓦、新加坡或者安克雷奇——長期以來這些地方一直是中美領導人“最喜歡的”會晤地點。

選擇倫敦似乎顯示了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政府的意圖,即將英國定位為能與中美雙方接觸的務實的多邊對話者, 同時也說明英國在這方面取得部分成果。

工黨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明顯溫和,更傾向於接觸,其背後原因或許是英國目前面臨巨大的國內經濟壓力。儘管2025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超過預期,但對4月份的初步估計顯示,英國經濟萎縮了0.3%,是2023年10月以來的最大降幅。許多人將此歸咎於特朗普反覆無常的關稅制度對全球宏觀環境造成有害影響,抑制了投資者情緒。鑒於中國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儘管尚未挖掘)及其在機械人和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顯著技術優勢,斯塔默推行比其前任更為平衡的對華政策,從經濟角度看是合理的。

英國剛剛起步的多邊外交

我們不應認為中英關係的緩和意味着英國將從根子上疏遠美國。事實上,在最近結束的加拿大七國集團峰會上,特朗普和斯塔默正式簽署了貿易協議。特朗普宣稱英國將免受未來關稅的影響,“因為我喜歡英國人”。

這是美國與英國(GDP總量位列世界十大經濟體)達成的首份協議,英國為此付出了艱辛努力。斯塔默的正式訪問、國王的示好信函,以及倫敦鋼鐵行業的順從(美國對其徵收了25%的關稅),最終促使特朗普承認並肯定了雙方“特殊關係”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特殊可能是因為斯塔默為特朗普獻上殷勤言辭,而不是英國將為特朗普經濟議程做實質性貢獻。

對英國人來說,雙方如果開展談判,結果可能更加糟糕。英國對美出口的汽車(其最主要的出口產品)關稅已從27.5%降至10%,對英國航空航天業則完全免除了10%的基準關稅。然而,這些談判的最大贏家很可能是陷入困境的斯塔默政府。儘管英國仍然是美國重要的金融、技術和情報合作夥伴,但斯塔默需要儘快談判且取得成功,以便在面對一系列國內政治挫折時取得重要的公關勝利。

另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所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現任英國政府真誠希望與中國重新接觸,而不僅是抱有重建對華關係的幻想。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今年2月訪問英國,與英國外交大臣戴維·拉米重啟了中英戰略對話。財政大臣雷切爾·里夫斯以及能源安全與凈零排放大臣(前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也訪問了中國,與中方官員以及高層領導人會面。

這些會談在政策層面成效不大,沒有為未來的合作與協調制定出清晰的議程,但其重要意義在於另一點:它們幫助恢復了英國內閣成員與中國高層之間長期中斷的直接溝通,同時,也為推動更多部長級和政府官員之間的工作層面對話以及閉門進行的“一軌半”和“二軌”合作鋪平了道路。

然而,迄今為止,備受追捧的中國對英國投資尚未實現。或許,隨着有關中國在倫敦設立 “超級使館”的持續爭議得到解決,這種情況將會改變。

過度解讀英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雙重策略是錯誤的。這其中並沒有什麼外交“大棋”。在斯塔默領導下,工黨外交政策主要是為了務實地追求引人注目的回報(也可能包括經濟回報)。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斯塔默宣揚英國與歐盟達成“里程碑式協議”,雖然可能難以實現。該協議承諾削減英國脫歐後出現的繁文縟節,同時英國將再次簽署歐洲單一市場動植物健康監管條例。在強硬的脫歐派眼中,此舉意味着重大讓步,他們認為英國離開這個強大的經濟集團才能“重新獲得主控權”。然而重要的是,雙方確實達成了協議,而協議里錯綜複雜的細節需要在未來不斷修改、重新審視和繼續修改。

平衡中美政策時的三大挑戰

在平衡中美關係的策略上,斯塔默必須應對三大截然不同的挑戰。首先,美國不可避免地傾向於阻撓任何可能涉及“戰略敏感性”(即與安全相關的)的中國資本收購。近期,中國敬業集團旗下的英國鋼鐵公司決定關閉位於斯肯索普的工廠引發軒然大波,充分暴露出中國投資目前在英國面臨的政治敏感性和地緣政治限制。事實證明,美國相關機構很可能援引美英協議里的“毒丸”條款,終止那些它們認為破壞美國經濟、技術和金融利益的中英合資企業。

第二大挑戰是英國部分選民群體持續施壓,迫使英國政府對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些選民主要包括日益壯大的香港新移民群體,以及那些對中國政府抱有意識形態懷疑論的人士。從指控開展間諜活動和干涉英國政局,到批評中國國內人權和政治權利,大量政治上可利用的論點足以讓對中國持懷疑態度的人拿來煽動民眾對中國的敵意。工黨領導人不僅要應對保守黨、自由民主黨或者改革黨的反對,還要應對那些對當前中英關係改善感到懷疑和不滿的普通議員。

第三是“警惕背後”危險。英國在處理和美國的關係時,中國很可能是其外交政策機構的次要考慮。英國外交官在和中國打交道時,必須維護本國的戰略自主,同時還要承擔疏遠美國這個強大、復仇心強且信奉干涉主義的盟友的風險。而且,英國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遠高於對中國的依賴。這並不是說英國沒有任何行動或迴旋餘地,而是美國多疑的安全防務機構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空中,尤其是在英國對印太地區爭議問題(例如台灣和南海)的立場上。

話雖如此,英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絕非徒勞。近期,中東局勢升級,造成悲慘的結果。特朗普政府公然奉行交易主義,並釋放出渴望摒棄二戰後長期支撐美國以價值觀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強烈信號。鑒於上述因素,白宮很可能越來越傾向於對長期盟友與戰略對手之間基於現實主義的“交易”視而不見,只要美國總統的核心政治、經濟和商業利益不受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