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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博士

烏克蘭和談背景下的美俄外交困境及調整

202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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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特朗普對與普京長達兩個多小時的電話會談寄予厚望,但並未取得實質性突破。烏克蘭戰爭成本攀升,和談卻因各方訴求迥異而愈加複雜。但特朗普仍認為和談時機成熟,有望實現停火。為此,他上任三周便與普京舉行首次電話會談。俄烏雖出於禮節配合特朗普政府在沙特進行技術性談判,但未觸及核心議題。隨後,特朗普四月試探性地提出一項停火計劃(含承認俄控克里米亞,以及非正式承認俄方對2022年後佔領的大部分烏克蘭領土的控制),但遭烏克蘭拒絕,此前5月16日伊斯坦布爾談判亦無果。考慮到各方立場,即便是俄烏達成涉及停火的備忘錄,美俄雙方都需要調整外交策略以求突破。

三大外交困境

烏克蘭和談前景與美俄關係密切相關。近五個月的美俄互動表明,以下三大外交困境直接導致了雙方在烏克蘭和談中的分歧:

1、戰術外交與戰略僵局。烏克蘭和談中,特朗普傾向於快速達成協議,認為妥協是談判的一部分;普京則追求“戰略縱深”,在解決衝突根源問題上立場強硬。因此,特朗普的戰術外交常被普京視為對西方的讓步,這種目標錯位降低了美國和平倡議在莫斯科的可信度,俄方更願意採取拖延的戰術回應。

2、個人互動與多邊框架弱化。特朗普認為,俄權力結構高度統一,與普京的個人共識可繞開官僚體系和多邊機制,提高效率。然而,這種繞開北約盟友的單邊互動,既削弱了跨大西洋的信任,也增加了俄羅斯的談判籌碼。相比之下,普京雖也推行“元首外交”,但更善於利用全球力量格局的分散性,通過“全球南方”和伊斯蘭世界等平台,構建制衡西方的力量,以化解危機。

2、內政優先與對俄回應制約。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傾向於有限介入海外事務,對長期承諾缺乏興趣。這種孤立主義使他對俄政策受制於“美國優先”的約束,限制了美國在全球博弈中的韌性。普京則視烏克蘭戰爭為與西方的戰略對抗,更願長期投入重塑俄羅斯的大國地位。顯然,特朗普的外交風格為普京製造了機會,俄羅斯會逐步控制烏克蘭和談的節奏。

調整博弈策略

儘管美俄外交困境影響和談進程,但戰爭的外溢效應促使雙方調整博弈策略——在不可避免的妥協中尋求突破,從而在未來談判中最大化各自利益。

特朗普亟需重塑歐美戰略協作。務實是美歐領導人解決烏克蘭問題時不可迴避的現實考量。着眼於長遠安全利益,歐洲國家依然向特朗普展現合作意願,例如提高國防開支、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積極利用教皇和英國的影響力進行斡旋。特朗普政府不僅在白宮會見了部分歐洲領導人,其國家安全團隊也通過各種渠道與歐洲夥伴探討烏克蘭問題。新任德國總理默茨也調整了競選期間疏遠美國的姿態,積極與特朗普接觸,以期重建跨大西洋關係。因為歐洲國家深知,它們必須認真考慮一種不願面對的前景——長期與一個全面軍事化的俄羅斯為鄰,而未來的歐洲安全框架都離不開美歐戰略協作。

普京或將考慮接受分階段解決方案。自烏克蘭和談啟動以來,普京始終堅持將承認其領土主張、限制北約東擴以及取消制裁等訴求捆綁,作為停火或和平的先決條件。為穩固與特朗普的關係,普京的立場可能出現軟化,選擇採取分階段方案。2025年,俄羅斯國防開支將佔聯邦預算約33%,總額高達1560億美元。為維持龐大的國防開支,俄羅斯已削減2025年社會保障支出,與2024年相比下降約16%。可見,在烏克蘭和談中採取分階段讓步,對俄羅斯而言是一石二鳥之計。此舉不僅能緩解國內社會矛盾,還能確保其現有戰果和談判籌碼,同時維繫脆弱的美俄關係,並伺機加劇烏克蘭盟友的戰爭疲勞。

結構性衝突難以避免

當前,國際政治陣營化趨勢愈發突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國際體系中固有的結構性衝突,美俄關係則是這一趨勢的典型代表。

戰略目標根本對立。特朗普推動國際秩序變化是為了維護“美國優先”的戰略利益,而普京認為特別軍事行動是必要的,國際秩序需要改變——新的國際秩序要能消除危機根源,並確保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戰略邏輯存在衝突。美國傾向於通過實力構建和平秩序,而俄羅斯則強調多極制衡與戰略緩衝地帶。這種基於實力至上的內在差異使得美俄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難以彌合。俄羅斯將其緩衝區的非軍事化視為實現和平的前提條件,並主張西方世界與俄羅斯建立平等的國家關係;而美國則依舊將俄羅斯視為持續存在的威脅。

可以預見,未來美俄在烏克蘭和談中的博弈,不僅是不同歷史經驗、哲學理念和政治價值觀塑造的不同世界觀的碰撞,更是國際秩序重構的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