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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基辛格「國家安全觀」及對中美關係的啟示

202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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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9日,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先生去世。基辛格是美國久負盛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為中美關係的發展穩定做出重要貢獻。他同時也是一位世界級戰略家、思想家,其百年人生歷程不僅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大外交》《論中國》《世界秩序》《人工智能時代》等一系列經典著作也成為寶貴的思想財富。斯人已逝,唯思想不朽。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從這些著作的字裡行間體悟到他宏闊的戰略視野和洞察力,依然能夠從這位改變了冷戰進程的歷史人物的思想中獲得智慧和啟迪。

基辛格“國家安全觀”的形成既受歐洲傳統國際政治思想影響,也受冷戰期間對“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這一重要學術命題思考的影響,更得益於其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時期一系列關乎國家安全的具體實踐。這種安全觀至少有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國家安全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在動態平衡中實現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謀求核優勢地位展開了一場“你追我趕”、愈演愈烈的核軍備競賽,其結果是雙方很快陷入某種“安全困境”,即雙方都為謀求絕對安全而不斷增大安全投入,結果卻是雙方都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基辛格認為,核武器“相互確保摧毀”的恐怖平衡實現之後,確保核均勢是對雙方國家安全而言最好的結果。為此,他大力推動美蘇之間的核裁軍談判進程,一定程度上讓雙方從不斷升級的核軍備競賽中“解套”。基辛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與他的這一貢獻有關。

其二,國家安全的核心關切應當是國家利益、國家實力,而非意識形態。國家利益決定了國家安全的目標,而國家實力決定了國家安全實現的方式和路徑。作為一位現實主義者,基辛格在進行大戰略運籌的同時始終將美國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形態分歧之上。他敏銳地把握住了推動中美蘇戰略“大三角”關係轉圜的契機,推動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尼克松主動訪問尚未與美建交的中國,實現了“跨越太平洋的歷史性握手”,改變了冷戰的歷史發展進程。美國在沒有大幅增加投入的前提下,通過外交運籌改變了全球戰略平衡,有效地維護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其三,維護國家安全需要與時俱進,必須始終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前沿來思考國家安全問題。冷戰期間,基辛格對核武器的危害性及大國衝突的災難性風險有着充分的認識,正是基於這種對新戰爭形態下如何維護國家安全的思考,美國才及時進行了國家安全戰略調整。進入新世紀,針對中國快速崛起這一地緣政治新現實,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較早地提出“中美共同演進”的思想,認為中美兩國能夠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為美國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開出了藥方。而在《世界秩序》一書中,他敏銳地指出,移民問題、恐怖主義、互聯網、核擴散、氣候變化給美國維護國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戰。在最新的著作中,他仍緊跟科技前沿,立足智能時代即將到來的國家安全新現實進行戰略思考,對人類必須加強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忠告。

基辛格的“國家安全觀”對我們認識和處理今天的中美關係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首先,基辛格曾多次指出,“中國追求的是國家安全而非霸權”,而美國則是以霸權思維來處理中國的國家安全訴求,二者的認知差異成為今天中美戰略衝突的重要根源。霸權是零和的,是絕對安全觀的一種體現,而國家安全則是非零和的,是可以通過“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來實現的,中美兩國需要進一步加強戰略溝通與對話,用客觀事實推動美國改變認知、更新觀念。

其次,中美兩國都應超越意識形態分野,以國家利益為準繩來降低衝突風險、增進合作。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加速演進,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選擇脫鉤斷鏈、構建兩個平行市場還是共同的全球化方向?選擇陣營對抗、展開一輪新冷戰還是大國合作、全球治理?人類社會是走向文明進步還是回歸“叢林法則”?中美能否超越意識形態之爭既是兩國實現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也是回答上述問題的關鍵。

其三,中美兩國都應擔負起時代和歷史賦予的大國責任,攜手解決新科技背景下的全球共同安全問題。基辛格曾多次指出“中美兩國擁有為世界帶來和平進步的獨特能力,同時也具備相互摧毀對方、同時毀滅世界的能力,兩國必須找到和平共處之道”。智能時代的加速到來已經把新的國家安全必答題擺在了兩國面前,而是否與時俱進地樹立“在共同安全中實現國家安全”的國家安全觀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最大考驗,也是兩國能否攜手邁向“舊金山願景”的重要認知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