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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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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

2022-01-19

周柳建成：

薩默斯部長，非常感謝您給我這次機會。如果我們看看今天的全球性挑戰，相當多，包括勞動力短缺、供應鏈問題，當然還有通貨膨脹，您認為我們這個世界需要關注些什麼？您是怎麼看當今這個世界的？

薩默斯：

有很多地方需要關注。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最廣泛的概括就是傳統上說的，全球體系的首要問題是保持力量均勢，避免國家間的過度侵犯。我認為在今天，我們的成功當然需要保持這種均衡，但它更需要各國在那些挑戰全人類的問題上實現有效合作，比如氣候變化問題、全球疫情的威脅、幻滅和憤怒的民眾轉向恐怖主義，以及保持全球經濟的良好運轉。因此我認為，支撐一個有效的全球體系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核心全球挑戰。當然，我們是兩個居全球主導地位的經濟體，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美國的民主制度至今已經延續了250年，中國的一黨制在過去40年里創造了經濟奇蹟；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美國都是一個富裕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發展非常快的國家。儘管我們存在種種分歧，但我們有共同的當務之急。

周柳建成：

是什麼把兩國聯繫在一起的？我的意思是，我們看到美中兩國的氣候變化特使約翰·克里和解振華再次在格拉斯哥找到一個路徑，去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更廣泛地說，是幫助人類向前發展。您是否認為，氣候變化，而不是比方說貿易，會成為雙邊關係的加速器，並通過中美兩國成為我們人類的加速器？

薩默斯：

我希望我們能有合作因素更強的領域，也希望有競爭因素更強的領域。我認為，不可避免地，在貿易領域，美國公司和中國公司之間，在作為產地的美國和作為產地的中國之間，將會有競爭。但我希望為了美中兩國相關副產物的利益，這場競爭是可以管理的。我希望為了美中兩國工人的利益，競爭能夠得到管理。

周柳建成：

讓我們回到您所說的“憤怒”，也就是人們最根本的憤怒上來。現在，疫情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即使在疫情暴發之前，我們就已經被告知，說這種憤怒將顛覆經濟，並造成社會混亂。創造就業機會、讓人們保住工作、讓人們接受教育、允許人們進入主流經濟，這些足以消除您所說的憤怒嗎？

薩默斯：

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採取的政策。如果我們能成功地讓更多父母覺得他們的孩子會過上比他們更好的生活，那樣就可以大大減少挫折感。如果人們繼續覺得——我想他們近年來常常有這樣的感覺——他們的機會正被自己無法控制的各種力量左右，就像美國金融危機在2008年及以後給人們帶來的影響，以及各種金融變化對中國家庭的衝擊，那麼，讓人們有安全自信感就會愈發困難。

周柳建成：

許多人仍在關注您，認為您會指出世界未來的走向，包括您幾周前寫的觀點文章，它們談及您所說的根深蒂固的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經濟衰退。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情況在國際上也會發生。您認為通貨膨脹、經濟放緩和衰退在全球有什麼樣的風險？您認為中國和美國會從哪些方面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薩默斯：

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利率可能上升的時期。我自己的判斷是，美聯儲很可能發現它有必要調高利率，其幅度將超過市場或美聯儲當前的認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實際困難，特別是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來說。我覺得自己很難判斷兩個短期問題，即中國會如何處理房地產業的巨大財務壓力，以及如何解除疫情下的封鎖。我認為，由於美國和中國都面臨更大的壓力，對許多新興經濟體來說，這可能是一段困難時期。它究竟會如何發展，我很難得知。我的希望是，它是讓我們能大力加強和擴充國際金融機構的時期。我認為我們將看到，對資本中介的需求將大量增加。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能對中國幾年前創立的亞投行採取更富建設性的態度。我還希望世界銀行能夠得到鞏固和壯大。

周柳建成：

回想2008年，您在幫助世界渡過金融危機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當時我們也看到，美國和中國曾攜手努力阻止全球經濟體系的徹底崩潰。您認為您人生當中那個時候的經歷能重新用到現在嗎？

薩默斯：

我希望G20能重新煥發活力。坦率講，我對G20近年來沒有取得更多成果感到失望。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去投資於全球衛生基礎設施，以滿足應對疫情的需求。但我們確實無法很快做到這一點。我們任命了一個又一個小組，但我不認為它們有多大動靜。我希望G20作為一個組織能做更多的推動工作，這需要中國方面提供大量動能。我認為美國一直是願意這樣做的。但近年來，中國一直不太願意採納G20的倡議。我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會改變。

周柳建成：

為什麼您認為與過去幾年相比，像您說的，這方面的意願減少了呢？

薩默斯：

我覺得，其中一些是反映了美中兩國關係的日益緊張和對抗，以及中國認為美國在貿易領域的一些言行——例如涉及台灣問題時——是挑釁性的。我覺得這是原因之一。我認為中國可能更願意將行動轉向G20以外的其他論壇，也就是誰加入、誰退出、誰投票對它更有利的論壇。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分析中國人的動機，但我確實認為，要想修復和加強任何關係，雙方都應當發揮作用。也許向前看比向後看更重要。

周柳建成：

您談到了轉向，也許，在如何與外界互動的同時，中國國內也出現一些舉動，比如與大型科技公司及其他私營企業的關係。雖然您可能無法分析中國人的想法，但您如何看待我們在過去一年多來見到的這些變化呢？

薩默斯：

我認為，美國和中國都面臨著共同的挑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如何應對信息技術帶來的後果。我認為所有這些都非常重要。同時我也確實覺得，中國許多領域的行動在我看來有些魯莽、武斷和不可預測。我認為對於一個穩定和運轉良好的體制來說，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可預測。這意味着尊重財產權，意味着要提前宣布規則，而不是事後強加於人。對於中國在經濟領域採取的那些在我看來相當魯莽的行動，我是一直感到擔憂的。公平地說，我沒有住在中國，沒有見過中國決策者所說的一切，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年中取得了顯著成就，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

周柳建成：

薩默斯部長，許多人想知道您對未來的預測。如果說，有那麼兩三個經濟上的問題，您希望美國和中國共同努力來解決，以創造您所說的穩定，那麼在當前背景下會是些什麼問題呢？

薩默斯：

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也許是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為有足夠資金應對疫情威脅而展開合作、為那些確保我們在氣候變化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所需進展的工作提供充足的資金。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強調的重點。

周柳建成：

我們再來說說另一方面，關於您自己的。您身世不凡，父母都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教授，他們各自的兄弟，也就是您的叔叔和舅舅（肯尼斯·阿羅和保羅·薩繆爾森）都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影響下長大，它是如何影響並塑造了您在孩童和青少年時期的世界觀——也許還包括對美國和中國的看法？

薩默斯：

坦率地說，在我年輕的時候，中國對美國來說並不是很重要。在我成長的時代，我們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兩國之間基本上沒有任何聯繫。偶爾會有關於中國是否應該加入聯合國的討論，但這確實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當然，在我年輕的時候，我開始相信經濟學是一種分析工具，更廣泛地說，我開始相信數據，相信實證分析是取得進步的一種方式。我開始相信系統分析的力量。我想從那時起，這種對問題採取相對實證的、分析的方法就一直伴隨着我了。

周柳建成：

薩默斯部長，許多人把您當作一位經濟學家，一個可以把目光投向未來，告訴我們應該如何生活的人。但如果我們關注您的推特，您在那裡分享了許多有價值的想法，顯然，您還深切關心着人類的苦難和尊嚴。如您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貧困的時代，更具體說是一個不平等日益擴大和固化的時代。無論對中國人、美國人還是全世界的人，您會告訴我們大家該向哪裡走呢？不管我們是不是身處高位，我們該如何做出自己的貢獻？

薩默斯：

我認為，創新、合作和溝通是我們做出理想貢獻的關鍵。對世界大部分地區來說，它們有引進世界尖端地區的技術和能力的巨大空間。而對接近尖端的人來說，答案則在於創新。很多創新與科學和量子計算有關，但並非所有創新都基於我們傳統上以為的科學。新口味組合讓食物更加美味，新的策略讓運動隊更有娛樂性和更成功，新的款式為著裝者提供更多的樂趣，新的音樂或視頻製作模式為數百萬人提供了歡樂和娛樂。因此我認為，歸根結底，人類最偉大的天賦是創新能力，我們所有人都要盡自己所能去創新，以期給他人帶來滿足，並得到也許到頭來的最大讚美——被仿效。這就是我所認為的我們能夠做出的最大貢獻。

周柳建成：

薩默斯部長，非常感謝您今天抽出時間，用您的語言和想法釋放我們人類的想像力。再次祝您和家人新年快樂，春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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