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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大偉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

中美關係的預警指標

202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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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的拜登-哈里斯政府上任僅三周,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也都在密切關注,尋找線索,但初步跡象已經顯示了未來事態的走勢。它是可預測的,但也有理由擔心。

從拜登總統本人、白宮發言人珍·普薩基、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以及政府其他高級官員的早期聲明看,有兩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首先,拜登政府正在採納與中國“競爭”的總體框架。拜登總統甚至在最近一次採訪中使用了“極端競爭”一詞,並在他的首個重頭外交政策演講中將中國稱作“我們最嚴峻的競爭對手”。這表明,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將在相當大程度上得以延續——儘管新一屆政府的競爭策略顯然將有所不同,或許更為有效。拜登的所有官員都強調了與各方盟友和合作夥伴協調對付中國惡劣行為的重要性。

如果北京期待或希望中美關係“重置”,回到以合作為主的模式,那麼華盛頓顯然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就北京方面而言,它似乎否認兩國關係的特點是“競爭”,它從未正式使用過這個詞,而只是大談合作的必要性。

其次,政府的聲明強調,拜登團隊不僅將對中國採取以價值觀為導向的政策,對俄羅斯和其他專制政權也將採取同樣的政策。長期以來,美國民主黨在外交政策上有兩大主要陣營——“價值觀優先”陣營和“實用政治”陣營,而拜登政府是由前一派主導的,其政府內幾名負責中國事務的高級官員有強大的在非政府組織從事人權和民主促進工作的背景。

例如,國務卿布林肯在2月5日與楊潔篪(中國外交政策最高負責人)的電話交談中,就表明了其以價值觀為中心的關注重點。拜登總統本人在2月10日與習近平主席的通話中也特彆強調了香港、西藏和新疆問題(同時對中國“強制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措辭嚴厲)。

因此,儘管北京本能地拒絕接受這些立場,但可以預料,華盛頓會持續不斷地對維吾爾族人、藏族人、香港公民遭受迫害以及更廣泛的人權侵犯提出批評——這與北京聲稱這些完全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容外來干涉”是直接衝突的。

雖然新的拜登政府已經確立了這兩個對華政策的早期支柱,但仍有很多東西需要充實,以形成戰略、政策和行動。目前各部門都在檢視對華政策,特朗普政府的相當多做法很可能被保留。為對抗中國,特朗普政府從根本上重新配置了總體戰略框架、具體的政策和預算,這個總體框架得到包括國會在內的兩黨廣泛支持,其內容是對中國勇於競爭,偶爾對抗,但在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有時也會與中國合作(如氣候變化、“非傳統”安全問題、朝鮮問題)。

相對於拜登政府,北京的早期行動又如何呢?2月2日楊潔篪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講話最能體現中國的態度。考慮到楊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高級身份,他的話是很重要的。

從美國人的角度看,這次講話必須說是一次明顯的失敗。布魯金斯學會一位知名專家後來評論道:“這次演講在時機、語調和內容上都不對。如果楊講話的目的是讓美國支持改善兩國整體關係,那他沒有擊中要點。”楊不但沒有安撫和承認美國的擔憂,反而一味對美國進行斥責和說教。他的講話中充斥着老套的宣傳用語,似乎更多地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部,而不是針對美國聽眾。如果中國官員希望有效地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聽眾溝通,那麼他們最好徹底放棄這樣的宣傳手法。

除了浮誇的措辭,楊主任(他在講話中使用了威嚇且道貌岸然的語氣)把兩國關係惡化的所有責任都歸咎於特朗普政府,而拒不承認中國做過任何一件導致近年來雙邊關係急劇下滑的事情。他不遺餘力地批評美國“誤入歧途的政策”、“戰略誤判”、“絆腳石”以及其他“欠妥的”政策和行動,同時辯稱中國只想尋求“合作”。在結束時,楊的確為雙方應探討的一些務實合作行動列出一個簡短的單子,但在此之前,他用一連串的強硬語言警告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尊重其“核心利益”——特別提到香港、西藏和新疆,並警告說“它們構成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不出所料,楊在講話中對台灣問題的警告亦佔據突出位置。

而就習主席來說,他在與拜登總統通話時使用的語言不那麼嚴厲,但他也警告說:“台灣問題和與香港、新疆等有關的事務是中國的內政,關係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美方應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謹慎行事。”

楊的講話和習主席的話,加上拜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汀的公開聲明,讓筆者感到一場重大的價值觀衝突即將到來。顯然,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中會優先考慮價值觀和人權,這將直接與中國所定義的“核心利益”和“內部事務”發生衝撞。美國並不認為中國境內發生的事情只是中國的事。更廣泛地說,拜登的全面競爭策略將進一步激怒中國,使其處於守勢。而在北京方面,它似乎還在否認兩個大國之間存在真正的競爭狀態。

中美兩國、印太地區和整個世界都應該系好安全帶,預計中美關係仍將是高度緊張、你爭我斗和困難重重。重要的問題是,這兩個大國能否設立一個框架,來緩衝和管控彼此之間不斷加劇的競爭?這應該是雙方優先考慮的事情。如果美國和蘇聯能做到這點,那麼美國和中國也應該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