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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美關係不必太悲觀

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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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不少學者認為,美國國內已經形成對華政策共識。這種共識跨黨派、跨界別(從政界、商界到學界),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等系列報告和彭斯、蓬培奧等人的講話就代表了這種共識。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是既有共識,又沒有共識。共識表現在兩點:第一,要強硬地回應中國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挑戰;第二,中美兩國誰也壓不倒誰。關於第二點共識,最近基辛格博士說得很清楚。

但對於如何回應中國的挑戰,中國是否是美國的經濟對手,對華貿易戰到底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中國是否會在世界上取代美國的地位,中美意識形態的競爭到底是生存競爭還是影響力競爭,中美人文交流能否脫鉤等一系列問題,美國社會都缺乏共識。突出表現是2019年7月,由傅高義、芮效儉、董雲裳、史文、傅泰林五人領銜,近百名前政府官員和中國問題專家署名給特朗普總統和國會議員發出“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信。信中明確指出,“華盛頓並不……存在着一個支持與中國全面為敵立場的共識”。此後,不斷有前政府官員和學者加入簽名,包括前副總統蒙戴爾。前政府高官、商界精英和智庫專家也紛紛發表意見,批評特朗普政府的現行對華政策,有的直截了當地表示對華貿易戰是大錯特錯。可見,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並沒有停止。當然也要實事求是地承認,批評現政府政策的意見還不是主流看法。

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許多東西變了,但有些基本的原則性東西並沒有變。中國實現民族復興是一場持久戰,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體外交政策仍是為現代化建設營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促進人類的共同繁榮。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沒有對抗性的外交政策,仍要像鄧小平當年所說的,“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從容發展同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美國仍是中國崛起過程中要處理的最大外部變量,中國仍要極其謹慎地加以對待。

由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美關係正在發生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兩國仍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但競爭和博弈成為兩國關係的新常態。這種競爭是全方位、多領域的,在不同時期可能有不同表現。在中美關係的這個過渡時期,兩國會有相互妥協、相互調適、相互適應,經過相當長時間後中美互動會形成新模式。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國要避免意氣用事,抵制與美國進行戰略攤牌的誘惑,盡量減少及緩解摩擦,管控和弱化競爭,努力維護兩國關係的大體穩定。第一階段中美經貿磋商即將達成協定,是中美合則兩贏、斗則俱傷的又一個證明,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兩國關係的氣氛。但協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有限的,後一階段的談判會更艱難。從近期來說,筆者對中美關係並不太樂觀,但從中長期來說,筆者對兩國關係並不悲觀。

第一,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塑造中美關係的能力和手段也加強了。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美關係的主要驅動力,中美關係是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而發展的。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停步,而是在向深水區發展。近年我們已經並正在採取一系列積極步驟,如實行新的外商投資法,從2020年起放開金融市場,在製造業加大市場准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等。這些都是塑造中美關係的舉措,對美商是有吸引力的。

第二,當前中美關係中的消極面上升,但不是說兩國關係中的積極因素就消失了。中美關係不僅是兩個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是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包括了許多層次、許多方面。中央、聯邦層面當然是最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尤其美國是聯邦制國家,許多聯邦政府不做的事情,地方政府仍然可以做。如應對氣候變化,以加州為代表的許多州政府就非常積極。肯塔基州在加強地方經貿關係方面特別積極。中美兩國間加強地方合作的潛力很大,遠未得到充分釋放。

第三,過去40年來,中國從容不迫地發展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近年來積极參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已經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周邊環境。中國與歐洲、日本、俄羅斯、東亞周邊國家的經濟也高度相互依存。中國還在非洲、南美等地區開拓新的合作夥伴,並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深化與沿線國家的合作。這些對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會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

第四,雖然特朗普政府到處遊說,讓其盟國不要與華為合作發展5G技術,但應者寥寥。此次北約峰會上,特朗普再次兜售他的對華主張,但北約的聲明中只是說中國崛起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與美國的本意相差甚遠。可見,美國很難組織起遏制中國的統一戰線,中國仍有做工作的空間。

第五,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潮流不可阻擋,這也是繼續維護中美關係大體穩定的一個大背景。只要這兩個潮流繼續存在,國際形勢就不會朝着中美兩極對抗的方向發展。因此,我們對中美關係不必太過悲觀,不應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