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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中心研究員

是時候醞釀形成對美新戰略了

2019-06-04

這個初夏無疑令支持中美關係發展的人們極度沮喪。中美貿易談判急轉直下,特朗普政府以中國“推翻已有承諾”為借口,把對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徵稅幅度提高到25%,另3000億美元加稅計劃正由貿易代表辦公室履行徵求意見程序,經國會聽證後最早可能在6月下旬正式出台。

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的真正挑戰並非如何應對貿易戰,而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調整。一年多前,被鷹派和右翼把持的特朗普政府通過出台《美國國家安全報告》等指導性文件,在決策層面吹響了將中國定為國際秩序“修正主義國家”和美國頭號“戰略競爭者”的號角,決定以“全政府戰略”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此後,白宮放任不同行政機構和“暗深勢力”紛紛推出加強對華防範遏制力度的部門政策和專項行動。美國軍方則在“印太戰略”框架下持續以壓迫和挑釁的方式在南海中國島礁附近執行“航行自由行動”,以更高頻率穿越台灣海峽,並在中國周邊強化針對中國的戰略部署。

就在中美貿易談判局勢發生逆轉的同時,5月12 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無異議通過《2019年台灣保證法》,繼《台灣旅行法》後使已趨緊張的台海局勢雪上加霜,美方日益鬆動的“一個中國”原則更加脆弱。5月15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要求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生產的電信設備,在切斷華為供應鏈方面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這些舉動進一步加劇了兩國摩擦的烈度,把中美關係推向懸崖邊緣。目前所能直接觀察到的後果,一是中美達成貿易協議的希望更加渺茫,最近的可能時點至少已推遲到年尾APEC會議前後,而關稅大戰對兩國經濟運行的衝擊也在深化,分別加重着中國的滯脹和美國的通脹壓力,再延宕一年半載足以將全球經濟拖回衰退軌道。二是中美經貿、科技、投資、教育、人才、文化領域“脫鉤”傾向更加明顯併產生外溢效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市場隨之面臨分裂壓力,全球化的“二元化”已成為各方認真研究的問題。三是中國國內受害意識、反美情緒高漲,逼近亢奮界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中高收入階層是這一輪反美情緒的主力,這意味着維繫兩國合作基本面的政策基礎在中國國內受到削蝕。四是台灣問題的危險因素受到刺激,“台獨”冒險主義正在被喚醒,蔡英文當局已明確要“抓住機遇”推動台資離陸和與美國商簽自貿協定,向美方索購先進戰機、潛艇技術的企圖也在蠢蠢欲動。五是兩國在西太平洋特別是南海地區的海上正面較量表面化、常態化,中美戰略競爭的海權博弈色彩更加突出,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存在大面積“灰色地帶”,小規模武裝衝突的可能性上升。

受這些趨勢的現實發展觸動,兩國戰略學界紛紛進一步下調對雙邊關係走勢的預期,不再認為某種形式的冷戰在中美之間絕對可以避免,轉而判斷局部冷戰比如“技術冷戰”事實上已經發生。在美國國內,一種觀點認為,中美兩國關係不僅已經跨過了蘭普頓所說的“臨界點”,也開始渡過“盧比康河”,以不可遏阻之勢展開一場“全政府”、“寬領域”的戰略競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美國正試圖“重組全球化”,將中國趕出現有的美國居於高端的供應鏈,如果這種努力不奏效,就拉盟友夥伴基於各種雙邊和小多邊安排另組一套遵循更高標準和排他性規則的新體系,留中國在舊體系架構中自我消耗。

美國的所作所為至少在三個維度上擊碎了它長期以來在中國知識階層和公民社會中營造起來的聲譽。首先,美國一貫聲稱它樂見穩定繁榮的中國和平崛起,然而當中國真正崛起到具備科技、軍事等領域的競爭力時,美國露出了不惜一切代價包括破壞百姓福祉打壓新興大國的真面目。第二,特朗普政府為壓制中國企業不惜濫用國家手段、行政法規,打破了美國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的自由競爭和“小政府大市場”神話。第三,長期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面之一是支持中國的市場化方向,這在特朗普時期至少口頭上得到了繼承,然而貿易戰形勢下最先承壓受損的是中國民營經濟。中國承接出口訂單的主力是民營企業,培育出世界級互聯網產品的也是民營企業,美方的封鎖和中方的應對在事實上起到了打壓中國市場經濟基礎的作用,不能不令人懷疑美國的意圖是改變中國的體制,將中國推回到閉關鎖國的“自消耗”狀態。

美國在中國的“人設”正在崩塌,這與兩國今後各自國內政策的走向相關聯,使一些與對方影響相切割的政策更容易進行動員和得到呼應,而國內政治的進一步變化反過來又必然對對外政策的基本形態產生塑造作用。

美國對中國的“勒索”正在引發劇烈的“化學反應”,其過高要價直指中國領導人的權威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觸及中方核心利益,意味着中國退無可退,只能以堅決有力的鬥爭和逐領域的博弈頂住壓力,同時加緊培育自身基礎研發能力和國內消費市場,加強應對經濟、軍事領域最壞情況的準備,走自主發展、自主創新道路,鍛造防風險扛外壓能力。這將導致中國自身發展和對外合作方向與模式的更深層調整轉變,而不僅僅限於全球供應鏈的重新分佈。這條路線不會因中美貿易談判的最終結果而轉移,恐怕是貿易戰推動中國國內形成的最大共識。

次級共識體現在如何判斷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方面。在中國國內,圍繞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和中美關係變化進行的討論起步較晚,但在美國密集行動的刺激下已直接進入聚焦“怎麼辦”的階段。現在,中國戰略界已基本認同這樣的判斷:美國的對華戰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美國目前的調整不是特朗普個人的調整,而具有跨黨派跨任期的長期性,整個美國已做出壓制中國崛起、維護美國超強地位的戰略選擇。未來中美之爭既非簡單利益之爭,也非片面地緣戰略之爭,而是兩種發展模式、兩套價值理念、兩種秩序觀之爭。即便貿易協定達成,也不可能是兩國經貿摩擦的“終點”,而將是更大規模更廣範圍長期衝突博弈的“起點”。

當下一大問題是,美國已經從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外部市場和機遇蛻變為最大的挑戰和壓力源。面對這樣的變化,中國是否需要推出新的對美戰略和政策,這樣的戰略和政策需要具備一個什麼樣的框架?華為事件升級後,中國國內已有重要媒體人在呼籲“中國有必要把應對來自美國的戰略挑戰調整為國家安全考量的重心和主線”。制定新的對美戰略對中國來說日益具有緊迫性,但任何一套戰略都需要時間進行充分的思考、討論和編製,在一件又一件具體事情的處理過程中逐步形成,也需要設計好它與全局戰略之間的關係。顯然,面對特朗普政府一輪又一輪魯莽出招,仍顯得有些錯愕的中國還沒有做足這方面的鋪墊和準備。即使在美國國內,儘管加強對華遏制的共識已經形成,新的對華戰略也還缺乏明確的框架和內容。

固然,中美各自對對方的新戰略都少不了博弈鬥爭、競爭合作、對話溝通、風險和危機管控以及自身價值觀護持等老生常談的內容,但對中國來說尤其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如果要形成一套新的對美戰略,它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如果不能明確做答,會不會成為無本之木,或者走向戰略輕浮?中國的對美關係從來都是和改革開放大局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未來中美關係的基本面鎖定競爭和對抗,那麼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如何調整布局?這同樣是中國在制定對美新戰略時需要考慮清楚的。

也許到了該醞釀形成對美新戰略的時候了。掀起這樣的討論,有助於幫助中國國內各界看清自己、看清美國、看清世界,找准未來應走的路。而在討論出成果之前,中美關係當中各種意料之內和意料之外的事件還將持續不斷上演,中國無論是否做好了準備,都需要一個接一個地做出反應,而中美相互反應的結果以及在此過程中激起的情緒疊加,也將對新戰略的形成產生不可低估的塑造作用。此外需要引起警覺的是,當兩個競爭大國各自在針對對方的政策中都突出強調“做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時,最壞的事情就一定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