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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仕勝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所所長

印度對華產業替代的政策實踐與底層邏輯

2024-01-08

按照東亞雁陣模式,中印之間產業發展時差與落差所形成的“互補相長”本應成為莫迪政府“產業興國”的重要路徑。然而,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以來,莫迪政府所推行的產業政策實踐日益聚焦於“對華產業替代”,並視此策略為增強“印度自造”能力的重要路徑。

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替代”策略主要包含五大部分,即簽證收緊、稅務稽查、投資限制、關稅調整和補貼刺激。

一是,大幅收緊在印中資企業關鍵崗位中方員工的赴印工作簽和商務簽。但對三類中企的員工簽證,莫迪政府又網開一面,即有助於印度產業鏈“補短填缺”的中企、與印企或美西方企業合資的中企、願與印分享產業技術的中企不在印度政府簽證限制之列。簽證收緊政策嚴重惡化了智能手機、工程承包、通信等印度已有“替代備胎”的中企在印度的生存與運營環境。

二是,動輒即對在印中企開展稅務稽查。儘管稽查不分對象,但近幾年中企是重點“照顧”對象。由於印度稅務稽查機構太多,中企不堪應付。稅務稽查主要來自財政部下轄印度稅收情報局(DRI,印海關專責反走私/反逃稅的最高機構)、執法局(ED,專責調查反洗錢的權力機構)、所得稅局(IT,重點調查非法利潤轉移)、海關特別調查和情報處(SIIB,負責處理欺詐、虛假陳述、逃稅等案件)等四大執法機構及其省一級分支機構。印度稅務政策設計存在的明顯模糊性和滯後性,以及查稅機構與招商引資部門間的政策失調甚至政策衝突,既給赴印中資企業“合規”運營提供了多種“入場”選擇,更給印度稅務機構日後查稅增加了諸多人為操作空間。中印關係交惡後,中企當年入場時的“合規缺陷”既成為飽受稽查和罰款的痛點,更為莫迪政府實施“對華產業替代”策略提供了方便之門。一些中企因之陷入停產甚至倒閉困境。中國智能手機品牌在印度頻陷稅務稽查困局即是明證。

三是,2020年4月特別是加勒萬河谷衝突以來,針對中國投資,莫迪政府修訂了一系列政策法規,不僅限制中企對印投資增量,且竭力減少在印中企投資存量。此外,莫迪政府還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出“信任清單”措施,最大限度地拒絕中企投資印度,特別是排除中企參與印度政府招投標項目,嚴重壓縮從事交通、通信、能源等工程承包類中企在印度的未來生存空間。這類中企要麼改行,要麼完成手頭項目後走人。

四是,增加商品進口關稅,逼迫在華產業鏈對印遷移或在印建立合資企業,實現“印度製造”本土化。這項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通過分階段提高終端產品關鍵部件的進口關稅,逐步限制零部件進口並使其國產化、本土化,從而在印度實現產業鏈的閉環運作。由於在本地組裝或生產終端產品與進口終端產品之間人為製造了巨大的成本差,誘壓下的國際廠商不但在印投建組裝廠,而且還將產業鏈更上游、附加值更高的零部件工廠移往印度。莫迪政府以智能手機試水,獲得明顯成效。從整機裝配到普通器件甚至到高價值配件,印度在手機製造業領域已初具全產供鏈(除芯片、電池之外)的布局。iPhone14與15先後在印度實現量產即是明證。受此鼓舞,莫迪政府計劃在電視機、微波爐、數碼相機甚至傢具、玩具等勞動密集程度更高的產業複製手機成功模式。

五是,加勒萬河谷事件爆發後,莫迪政府推出“生產關聯激勵計劃”,重在通過財政補貼,增強“印度自造”能力,優先鼓勵已擁有一定產能的產業加強本土製造能力。此項財政補貼計劃涵蓋的14個行業與印當前自華進口的絕大部分產品相重合。顯然,這一靶向財政補貼計劃重在降低對華產業依賴,加快“印度自造”速度,並已在智能手機、製藥、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明顯見效。

中印關係交惡是莫迪政府加快“對華產業替代”的底層邏輯,即以安全邏輯替代了市場邏輯。加勒萬事件爆發以來,中印雙邊任何問題動輒被“泛安全化”,使得原本可以“優勢互補”的中印產業互動模式變成了印度“踩着中國過河”的產業互動模式。

此外,莫迪政府愈發認定,只有“去中國化”才能成就印度製造業崛起。一方面,“對華產業替代”是印度“產業興國”的必由之路。中國產業擁有高度集群優勢和全產業鏈配套成本優勢,如果產業鏈上不與中國“脫鉤”,基於市場運營規律,印度難以實現產業自立自強。另一方面,美西方“全球化重構”的核心是“去中國化”,重構過去30年“美西方+中國”的全球化產業合作模式,而放眼全球,唯一能充當這個“超級替補”的經濟體就是印度。

考慮到印度經濟的龐大規模以及較為齊全的產業門類,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替代”政策實踐勢必會對中國產業發展形成衝擊。中國必須有效應對,既要做好自己的產業鏈與創新鏈,特別是通過智能化、數字化、自動化,不斷強化產業的高度集群優勢和全產業鏈成本配套優勢,同時也要完善我產業鏈遷移政策特別是對印遷移政策,以免“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