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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資本主義

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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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新冠疫情繼續影響着全球經濟前景,國家建立自給自足經濟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些呼籲對某些關鍵產品是可行的,包括一些醫療用品。然而,那些認為全球主要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和美國)應該脫鉤的極端觀點,則不具有經濟或政治上的意義。

雖然經濟脫鉤喚起大眾的想像,並在華盛頓的政策圈中得到支持,但鑒於全球經濟緊密相連的性質,脫鉤是行不通的。美國將會發現,完全脫離中國對它自己來說是極為困難的,並且在經濟上有害無益。兩國經濟關聯至深,這種關係不僅在於沃爾瑪和亞馬遜等公司所依賴的供應鏈,還在於雙方之間存在着大量的能源、食品和金融流動。

支持經濟脫鉤的論點可以追溯到西方民粹主義勢力的興起,尤其是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台。他們脫鉤的理由很簡單:中國是一個經濟競爭對手,它採取的是一種“不正常”的、帶有敵意的資本主義形式。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通常被稱作“國家資本主義”,在人們看來它到處竊取知識產權,並利用“不公平”的產業政策工具推動經濟的升級。

新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不僅局限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也很普遍。西方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標籤,描繪出一幅經濟零和競爭的畫面,所以,必須要實行反制政策,如技術民族主義措施。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舉措與人們眼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所採取的“不正常”措施如出一轍。

對於國家資本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破壞性地緣經濟競爭,西方的看法有三個大問題。首先,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並不離經叛道,它是過去250年來全球經歷過的三種主要資本主義形式之一,可追溯到重商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的開端。其次,無論一國的哲學、政治或制度基礎是什麼,像產業政策這樣的國家干預工具,都廣泛存在於所有類型的資本主義當中。

最後,不管體制和政治性質如何,資本主義都必然會在經濟上相互融合。不斷進行資本積累的動力驅使個人和企業尋找新的獲利途徑,而阻礙這一努力的防護欄,比如尋求經濟脫鉤的政策,則會抑制資本主義的活力,並最終傷害實施這些政策的經濟體。因此,訣竅在於摸索經濟共存共強的方法,而不是破壞經濟聯繫。

“資本主義多樣性和比較資本主義”的相關文獻通常提到資本主義世界兩種主要的組織原則。其中一種資本主義的形式是由自由市場力量主導,輔以最低限度的國家干預。它常見於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構成的是一種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形式。

另一種常見於歐洲大陸,是由國家、大公司和大工會協調。這種社會協調式資本主義通常與社會民主的規範和原則相關連,包括更高的稅收、更好的福利支持、更強大的工會和更少的社會混亂。與不受約束的市場不同,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信奉凱恩斯準則,即資本主義必須積極管理才能成功。

最近的文獻則指出,還存在着其他類型的資本主義,首先就是發展中世界出現的國家資本主義。儘管有社會主義血統,但中國仍被視為國家資本主義俱樂部中最重要的新成員。中國經濟的主要基礎是市場競爭壓力和私人及公共實體不斷積累起來的資本,但是,國家機構在融資、引導和協調經濟力量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奉行國家發展主義的資本主義有悠久的歷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紀到18世紀的重商主義。然而,現代的國家發展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應被看作是對英國出現的產業資本主義的一種回應。

令人痛心的是,美國原本是國家發展主義的先驅,它聽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建議,保護並培育了本國製造業。德裔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後來闡述美國的經驗,強調是國家生產體系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俾斯麥時期的德國,以及法國、日本等其他後來的開發者,它們都使用並完善了發展政策工具,包括通過國家協調財政來為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巨大的發展推力。

二戰後,日本繼續遵循國家發展主義路徑,而韓國和台灣更將這種做法推行到政治經濟組織。所以,中國只是一系列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發展主義經濟體中的最新一員。

特朗普政府現在正試圖重振美國的國家發展主義傳統。然而,要想讓它發揮作用,有效的產業政策必須處在前沿和中心位置。雖然取得過一些成功,譬如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參與,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的產業政策明顯是無能的。

市場自由派認為實行產業政策是失敗之舉,但在許多成功的案例中,國家掌權人物靠激勵措施和政策變革,刺激了新興產業的出現。國家政策確保新興產業創造出知識產權,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知識產權又會回報國家的投資。

美國的政治體制旨在向公眾提供同政治決策者接觸的機會,與其他國家的立法機構相比,美國國會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發揮着巨大作用。這就使隨之而來的遊說行當製造出這樣一種環境:美國的許多產業政策嘗試都變成了對衰落產業的救助。

其他國家也面臨著類似問題,包括中國。但中國的產業政策受益於地方和中央政府多年積累的試驗,精英決策者在政治上與世隔絕也有幫助,但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產業政策越來越着重於鼓勵新產業和新公司的創建,比如通過有政府背景的風投基金提供支持。

作為經濟霸主,美國已經習慣了在眾多產業和技術領域當世界第一,鮮有其他國家能在規模上與之競爭。然而,如今許多國家在製造業方面具有競爭力,一些國家已經在推動它們的整個基礎設施、教育體系和政府經濟政策優先考慮技術升級。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才有了“美國優先”的回應。

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採取的政策是片面的,它強調從全球競爭中退卻,而不是尋找有效的競爭手段。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並不逾矩,但它有自己的弱點,尤其當經濟變得更精細、更複雜的時候。因此,特朗普的技術民族主義其實是走上了歧路。國家干預主義政策只能在特定的產業生態系統中發揮作用,而美國並沒有採取任何步驟建立這樣一種生態系統。

歸根結底,只有不斷積累資本的動力不受阻礙,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及其中的個人資本主義才能蓬勃發展。在這個政策舞台上,自由市場型資本主義、社會協調型資本主義和國家發展型資本主義的哲學基礎都一致贊同:即使有各種風險,要保持經濟活力,就必須去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

華盛頓的經濟脫鉤戰略放大了國家發展主義模式的錯誤特徵。他們對貿易和投資設置各種壁壘,而不是用明智的產業政策來保持和建立美國的競爭優勢。而且,這些政策是被強加給並不適應此類措施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承認全球體系中存在着不同形式、各有優劣的資本主義,可以讓決策者避免看錯問題和抱薪救火。對華盛頓而言,把中國說成“不正常”和“充滿敵意”,實際上是在否定美國自己的政治經濟遺產。

當然,中國的經濟崛起構成新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巨大的規模和體量。但反動保守的貿易和投資壁壘並不是解決辦法,相反,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必須要磨練對競爭的適應性,以培育讓相互競爭的經濟體共存共強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