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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事件:美國的盟友與夥伴面臨艱難抉擇

2019-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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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離開她位於溫哥華的家,出席有關其保釋條件的庭審。(Darryl Dyck/加拿大出版社)

2019年3月1日,按照美加兩國政府間的引渡條約,加拿大政府批准了將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引渡至美國的程序。此舉令孟女士的未來掌握在加拿大法院手中,直到法院作出她究竟無罪還是有罪的法律判決。

據加拿大司法部的說法,加拿大境內引渡事宜受《引渡法》、國際條約和奉行公平與程序正義憲法原則的《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的制約。

簡言之,這意味着孟女士將面對一位加拿大法官,由這位法官審理她的引渡案。在這一透明且非政治化過程中,只有當孟女士的行為同時在美國和加拿大被認定為有罪,引渡才會發生。

雖然引渡未成定局,但鑒於加拿大法律體系的非政治化特點,引渡是極有可能的。

逮捕孟晚舟並啟動引渡程序的決定引起中國的憤怒。中方的拘捕外交導致了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弗在2018年12月初被捕,據說這是對孟晚舟被捕的報復。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聲稱上述二人因共謀“盜竊國家機密和情報”罪被起訴後,這種外交手段上升到新的階段。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孟晚舟在溫哥華的處境,對康明凱和斯帕弗的處理是很過分的。孟晚舟在加拿大可以會見律師和領館人員,還可以享受保釋、白天在溫哥華自由行動以及加拿大法律體系的保護。

隨着加拿大學者、前外交官和商界因擔心出於政治因素鋃鐺入獄而重新考慮與北京的關係時,北京的這些行為嚴重損害了中國的聲譽。

與中國保持距離的不僅加拿大。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日本人、歐洲人及其他與中國有關係的人都開始表達對康明凱和斯帕弗由於政治原因被捕的共同擔憂。他們還日益擔心中美對立加劇會令他們成為易受傷的旁觀者,被夾在重要貿易夥伴(中國)和長期政治、經濟和安全夥伴(美國)之間。

孟晚舟一案展示了美國盟友在平衡與美中兩國的關係時必須面對的危險。美國要求逮捕孟晚舟,加上美國對中國用拘捕外交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歷史記錄的天真,使加拿大政府被置於危險境地。同時,它極大傷害了中國在加拿大的形象,也傷害了未來加中籤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景。

此外,中美競爭也已經把加拿大捆綁在2.0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墨加自貿協定)上。它的32.10條款讓美國擁有否決權,防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與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加拿大的經歷在既是美國盟友,同時又與中國有強大貿易關係的國家引發了質疑,如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需要考慮美國會給它們的夥伴關係提出哪些要求,以及這些要求將給它們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帶來哪些負面影響,並引發哪些懲罰性政治經濟後果。

韓國2017年部署“薩德”時曾遇到這種平衡兩難,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脅迫。“薩德”事件後,中國在內地全面禁止韓國娛樂演出,並以巧合的安全問題為由禁止出售空氣凈化器、高科技馬桶座墊和化妝品等某些韓國產品,同時下架了赴韓旅遊團。

美國要求盟友禁用華為5G技術的壓力日益增大,也令許多國家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處於尷尬境地。更糟糕的是,正如2.0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可以在協議中加入條款,要求夥伴國在本國經濟中拒絕華為技術或其他中國科技巨頭。

我們應當會看到北京對此作出強烈反應,如果這直接對中國的“中國製造2025”產生負面影響。該政策旨在轉變中國當下的經濟增長模式,使中國經濟從重型製造業轉向高科技、服務業和機械人技術。

基於加拿大和韓國的經歷,中國對孟晚舟引渡事件的反應將成為中型國家面對中美競爭加劇如何作出艱難抉擇的風向標。

雖然中型國家的選擇或許有限,但打造與其他想法相似中型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加拿大、日本或歐盟成員國的夥伴關係,或許可形成足夠的外交分量和集體支援,最大限度地減少美中重新調整彼此關係時不可避免的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