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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軍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日本難借新版TPP抵抗美國貿易攻勢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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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0日,不包括美國的新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正式生效。同時,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也得到雙方議會批准,並將於2019年2月生效。如此,日本主導的東西雙向自貿陣地已經築成,其目的是抵制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因此備受中國等各方矚目。

從經濟規模看,CPTPP和日歐EPA的GDP各為11.38萬億美元和24.84萬億美元,合計達36.22萬億美元,約佔全球四成,可謂舉足輕重。從區內貿易看,日本對CPTPP的進出口佔比為14%,對歐盟為12%,二者合計達26%。顯然,兩大貿易圈的形成為日企提供了重大商機。

在美國對全球發起貿易摩擦,特別是美中貿易摩擦激化的背景下,這兩大貿易圈成為阻止貿易保護主義蔓延的工具。但是,其本應具有的貿易擴大效果,以及為企業創造商機的初衷,乃至主導國際規則的功能,都被嚴重削弱了。

首先,沒有美國的TPP難有“區域原產地”效果。CPTPP凍結“關鍵條款”使之質量下降,功能退化,區域影響力減弱。美國的退出意味着佔TPP高達60%、規模20.41萬億美元的GDP退出,導致CPTPP的經濟規模佔全球比重從40%銳減至13.2%,貿易佔比也降至14%。昔日美國主張的高標準“市場准入”、“邊境措施”及高質量“境內製度”全面退化,無力主導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這種地理分散型自貿協定因為美國的退出而丟了主心骨,只剩下“地理分散”,無法形成“區域原產地”,貿易擴大效果大打折扣,不再具備主導亞太區域秩序的功能。

其次,日歐EPA因迴避非關稅壁壘,僅在關稅上達成有限妥協,其本應具有的“發達國家高標準”降格,呈現被攤薄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特徵。歐盟在貿易投資領域有獨自的“歐盟指令”,包括質量認定、安全標準、燃油標準甚至會計制度等,與美國形成完全不同的體系。日歐談判過程中,歐盟希望以“歐盟指令”為主導,敦促日本削減非關稅壁壘,擴大市場准入範圍。特朗普掀起貿易摩擦,迫使日歐放棄高標準、高質量,轉而爭時間搶速度,以期在與美國舉行雙邊談判前達成框架協議,構建對美談判陣地。這種“FTA陣地爭奪戰”成為日美歐爭奪國際經濟秩序主導權的序幕。但為了爭奪陣地,雙方爭降標準,反而忽略了框架協議應有的功能,因此難以抵擋美國的高標準規則攻勢。

第三,在關鍵的領域和行業中,廢止關稅期限過長,這使日本主導的兩大框架缺乏魅力。例如,日本牛肉進口關稅從38.5%降到9%需要16年,出口到越南的汽車關稅從70%降到零需要10年到13年。日本葡萄酒進口關稅需要8年才能從15%(或每升125日元)降到零,日本對加拿大出口的汽車關稅要到第五個年頭才能從6.1%降到零。農業和汽車是日本談判FTA的兩大重點領域,保護農業是日本談判FTA的重大任務,這也致使日本的零關稅覆蓋率達不到發展中國家水平。WTO的例外條款規定,發達國家談判FTA時必須使“所有貿易領域”實行“零關稅”,而發展中國家則可有所保留。日本在CPTPP和日歐EPA框架協議中都沒有達到WTO規定的水平。顯然,低水平低質量的框架協議很難主導地區合作規則,更難主導國際秩序。

按計劃,美日貿易談判將在2019年1月舉行。美國明確表示在農業領域不會接受日本預設的標準。美國可能沿用美加墨貿易協定方式,要求日本接受“匯率條款”、“數量目標”甚至“毒丸條款”。顯然,低水平低質量的CPTPP和日歐EPA無法抵擋美國的攻勢。

實際上,中美兩國都是日本最大出口市場,旗鼓相當。若要在貿易戰上制衡美國,不藉助中國來建立戰略縱深很難奏效。東亞金融危機後,“東盟+中日韓”(10+3)模式成為東亞地區合作的主渠道。如今,中日韓貿易已超過中美貿易,中國東盟貿易總額也接近中美貿易,中國和東盟成為日本最大“直接投資收益地”。東亞經濟、產業、貿易和投資結構已發生歷史性變化。中國在國際上申請的專利數量連續七年世界第一,中、印、東盟人口約佔世界的45%。今後,問題顯然不是東亞要不要加入到日本主導的CPTPP中,而是日本如何找到回歸東亞合作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