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貿易戰 朝鮮問題 特金會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 劉軍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中日關係新起航折射世界經濟新時代

2018-05-23
1.jpg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5年在首爾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圖片來源:新華社)

5月8日到11日,李克強總理訪日,宣告中日關係“新起航”,“邁上新台階”,以史為鑒,擱置爭議,駛向全面合作的新時代。

此次,中日達成“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的互惠關係”共識,做出以史為鑒向前看的合作姿態。密集的訪問日程,折射着近鄰大國濃濃的一衣帶水情誼,滿是乾貨的協議及備忘錄,描繪着中日互惠關係的新路程。這些成果,既有維護周邊共同安全的“海空聯絡機制”,也有着眼未來的官民合作委員會、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尤其是共建積極的金融安全體系的中日雙邊RQFII(人民幣計價的境外合規機構投資者)機制。同時,在社會福祉、親民惠民領域,雙方積極互鑒,取長補短,達成社保協調、養老親民等合作備忘錄。在面向未來的技術領域,雙方也描繪了包括技術合作、服務貿易等關乎未來社會體系和創新創業體系的合作藍圖,內容實在,言之有物。

那麼中日關係何以如此迅速地得到改善的呢?背後是什麼在起作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中日關係的改善不是橫空出世。事實上,中日雙方領導人都早有修復、改善關係的意願及行動。回顧過去五年,中日雙方領導人在多種多邊舞台頻頻接觸,正面會談。特別是2014年在北京召開APEC領導人會議期間,中日達成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四點原則共識”,為中日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確立了指導方針。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民間團體代表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為擴大民間交往提供了理論支持。而隨着G20杭州峰會成功召開,中日高層接觸日趨頻繁,日本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和積極負責任的大國行為開始理解。2017年安倍政府派代表出席“一帶一路”北京國際高峰論壇,表示了在“一帶一路”中推進中日合作的意願,為中日在第三方合作做出正面表態。圍繞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及相關紀念活動,中日雙方都有積極安排,中國領導人更是多次關心支持民間企業、智庫及友好人士先行先試,嘗試民間起步。這些以經促政、擴大交流、務實合作的交往形式,為中日關係的改善奠定了民間和經貿基礎。

從日本財務省發表的國際收支統計看,2015年中國再度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重新超過美國,中方依舊保持對日順差,中日經貿往來健康可持續。與此同時,日本對亞洲整體的經貿往來活躍,對東盟和中國的直接投資增加,日本企業從中國和東盟獲得的投資收益也占其海外總收益的45%以上,超過歐美。這改變着以往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投資居主導地位的格局。亞洲成日本企業發展的關鍵空間。

美國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在結構上越來越呈現“美歐亞三極體制”格局。在國際貨幣關係上,也呈現美元、歐元及“人民幣為代表的非美元”傾向,即出現了“三極貨幣體制”的雛形。三極體制雖然是世界經濟和中國等亞洲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但其醞釀的不穩定性風險,對中國等亞洲各方來說尚未做好應對準備的。這種新風險不僅包括匯率不確定性,也包括資金流向和流量的不確定性。更不能忽視的是,隨着電動汽車、自動駕駛、智能化、數字化與環保節能化等新時代特徵的技術湧現,以及新產業的形成,WTO這一多邊體制及其規則無法管理這種新趨勢和新風險,反而與逆全球化相重疊,成為亞洲新興國的發展風險。中、日、韓及東盟等亞洲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應對這種風險,客觀要求這些國家走到一起,共同應對時代變化。

每十年一個時代,而每一個時代都有代表它的主導技術,這自然會形成反映時代的經濟模式和經濟關係。亞洲開發銀行最新預測,到2030年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將達26萬億美元,今後每年估計將出現1.7萬億美元的資金需求。亞洲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是亞洲共同發展的外在環境,其戰略通道、基礎市場、基礎產業、基本動能也必將成為亞洲產業分工體系的基礎,以及共同的地區安全體系的基礎。這是亞洲共同發展的條件。安倍政府已將基礎設施出口倍增計劃作為經濟增長戰略支柱,中國則提出了“一帶一路”長遠倡議。作為世界位居經濟第二、第三位的亞洲近鄰大國,中日如何在亞洲展開着眼未來的以亞洲發展大局為重的合作,關乎能否應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風險。這才是中日改善關係,以及中日韓再聚首,共商合作的時代背景。

正如李克強總理的訪日日程及中日共同勾勒的合作藍圖那樣,新起航的中日關係,折射着世界經濟的時代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