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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中美關係再定位:臨界點、轉折點,還是新起點?

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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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中美經貿摩擦愈演愈烈,反映出美方對華經貿政策的三個主要關切。一是糾正貿易失衡,用所謂公平貿易取代自由貿易。二是叫停“中國製造2025計劃”,確保美國科技的領先優勢。三是以國家安全和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為由,防範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滲透”,根本意圖是對華打壓,夭折中國的崛起進程。這逆轉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執政首年裡對中美關係相對謹慎的處理路線,表明其與美國戰略界的對華負面認知趨近,白宮內外在強硬對華方面形成合流。由於美方的訴求是對中美經貿關係進行制度性、根本性的變革,而非修修補補,此輪交手下來,受到影響最大的將是中美之間的戰略心理。

中美經貿合作進程遇阻,雙邊關係氣氛有所惡化,體現了美國長期以來對華政策挫折感的集中爆發。它超越經貿問題,存在着向外交與安全領域外溢、升級甚至導致雙邊關係敵對化的危險,有可能成為更長期、更艱巨的中美戰略博弈之先聲。然而,中美兩國並非走到必須攤牌的臨界點,也不是正在接近一個所謂沒有回頭路的轉折點,而是邁向一個在新平台上共處、博弈的起點。中美迫切需要澄清各自的戰略意圖,避免緊張升級。

實際上,美國戰略界在2010年前後就達成中國是美國最大戰略對手的共識。2015年掀起的對華政策大辯論強化了一直存在的中美戰略競爭意識。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以來陸續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授權法、國防戰略報告等,將中國定性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只不過是通過正式文件確認了中美競爭早已存在的客觀現實。可以預見,如果美國政治困境加深,社會共識難以形成,民粹主義進一步向外交滲透,那麼,美國尋找替罪羊,向中國“找茬”的可能性仍會上升。但反過來,恰恰是美國社會嚴重分化,從聯邦政府到地方、從政治精英到民間以及不同行業和產業之間,都難以形成集體行動,因此決策層展示出的對華戰略敵意要突破社會掣肘,也絕非易事。

要看到,中國的變化從來都是中美關係演進的最主要變量和創新之源。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總量“坐二望一”等,都曾是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節點。當前,隨着中美力量對比演變的加速、雙方互動的主從心理調適、經貿利益格局的重塑以及各自在國際輿論場上褒貶處境的轉換,中美關係進入到一個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新時期,合作的“低垂之果”逐漸被摘盡,結構性矛盾和戰略性競爭越來越難以迴避。中美需要開誠布公地討論分歧,加強管控。例如,美方需要澄清,如它所主張,“不是為了接觸而接觸”的目標何在?“競爭並不必然導致衝突”的保障何在?“以結果為導向的中美關係”內涵何在?否則,無論詞藻怎樣推陳出新,始終難以成為合作的基礎。中方則需要細化中美關係邁向合作共贏的路徑,例如,為實現共贏而首先培育雙方“有贏有輸”的心態,在“競爭夥伴關係”中塑造合作,剋制對雙邊關係的過高預期,這些不失為更具理性、更有可操作性的探索。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回首來路,中國打開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大門,是從與美國恢復交往開始的,美國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展望前程,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特朗普的“使美國再度偉大”即便不是共進退,也必將是同風雨。可以預見,隨着中國進一步縮小與美國的實力差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阻力將更大,雙方比拼的不應是報復能力、承壓能力,而應是適應能力、調整能力,歸根結底是在改革與開放中與世界同行的能力。惟其如此,才符合中美以自身發展造福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大國擔當。